《韩非子》、《水浒传》、《三侠五义》以至金庸著名的武侠小说，经常都出现“侠”字。“侠”可指称用勇力挟持他人的人，既指一种行为模式，也兼指行动的人。从正面的角度来说，“侠”可以用勇力来帮助人，但从负面的角度来说，以勇力逼迫人就范。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存在着被称为“侠”的人物，通常形容为“任侠”、“豪侠”、“轻侠”、“游侠”、“气侠”、“侠气”等。“侠”基本上处于社会的底层，最显著的特点是“轻财”，他们既不做官，也不从商，视钱财为身外物，爱仗义疏财，有时更会豁出自己的生命，换取他们认为的正义。

战国时代法家思想主要人物韩非是最早明确指出“侠”的四个性质，包括：一、“带剑者”、“以武犯禁”，拥有足以违抗君权的私人武力（包含武力与武勇）；二、“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以个人魅力（如义、信等）树立名声，吸引徒众；三、“弃官宠交”、“肆意陈欲”，将私人交谊置于国家安危之上，恣意妄为；四、“离（丽）于私勇”，以暴力手段私下解决问题，违反既定法律。就法律而言，侠客是站在法律的对立面，无论是聚敛财富的手段、广交豪杰的作为、以私人勇力代行公权力，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秦、汉时期，朝廷都有“徒豪”政策，将盘踞于各地的豪杰之士，以各种名目强迫迁徙到朝廷容易看管约束的地方，其标准是以财富多寡为定。汉武帝时是家财三百万钱以上，汉成帝时则是五百万钱。另方面，因侠客有意无意间打破了法律的威权，因此受到部分民众欢迎。

史学家司马迁肯定“侠”的价值，指“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在其所著的《史记》中，还撰写了〈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加以表彰，他选出以剧孟、朱家、郭解为代表人物，并赋予“游侠”的名目。不过，对于侠所坚持的“正义”或“仁义”，司马迁认为侠客的行事，出于主观、直觉的感受，往往未经理性的思考，不计其行为的后果，更未必有明确的是非判断标准，勇往直前，付诸具体行动，其实是一种近于血气之勇的“气义”，而且他也指出并非每一个号称为“侠”的人都值得肯定，因许多“侠”是横行不法之徒。

唐代是中国文治武功辉煌的时代，也出现了相当多样化的侠客类型，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当时新兴的“剑侠”及“女侠”。“剑”是道教重要的象征，修道者都会镜剑随身，以照妖及斩邪之用。剑侠就是具有这种特色，他们擅长隐身术、神算术、神行术等不可思议的功能，如唐人小说中的聂隐娘和红线，都属这种精于道教法术的剑侠。历史上侠客以男性为主，聂隐娘和红线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惯例。虽然她们当时并未冠以“侠”名，但其实以具女侠之实。女侠的出现，就载籍而言，是从宋代开始，并在明代中叶以后蔚为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