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中将游侠与刺客分列，是以许多学者认为这两者是不同类型的人物，这点是有必要加以分说的。从游侠的“游”字上解说，本来是指旌旗上随风飘扬的“旒尾”，可引申为行止自由、变动不居的意思，而这正是“游”的最重要特色。荀悦说“世有三游”，将游侠、游说之士、游行之徒（可能指商贾）并列，正指出了其四处游行、居无定所的特色。

事实上，“游”还可兼指其身份上的“游离”，可上而可下。自春秋战国以来，“士”的阶层愈形重要，而封建制度的崩坏，使得士无恒居、无常业，往往只能辗转流离于众诸侯之间，凭借其知识、口才及武勇寻求安身立命的机会，幸运者可以成为食客，而更进一步获得赏识，拔升其地位，故当时以布衣为卿相、战将的不胜枚举；机遇及运气较差者，则只能隐遁于民间，以屠狗杀猪为糊口之计，而亟待能有一朝之用。

游侠基本上就是这些拥有武勇之力，而未能及时获得重用的人物。刺客本身原来就是游侠，多依附在豪门权贵之家，同样都是“客”，只是所负的责任，唯在刺杀而已。

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描述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与荆轲五人，其共通的特色在于“客”，在“刺”上则有成有败，不可一概而论。“客”在为人所豢养之际，通常是“财贿以赂之”、“恩义以结之”两途并进的。司马迁显然特别强调“恩义以结之”，因此“士为知己者死”、“以国士待我，故以国士报之”，也成了最重要的信条。

不见得刺客就须具备有武力的条件，曹沫成功挟持齐桓公、专诸刺杀吴王僚，多是采取出其不意的行刺，而豫让连番失败、荆轲剑术疏浅，显见亦非以武力见强，唯聂政于戟卫森森之下成功刺杀侠累，则真正是具有武艺。最重要的是“勇气”，故豫让、聂政、荆轲等人也都非常清楚，即使成功，仍免不了会“杀身成仁”，但是，由于恩义的激使，明知易水风寒，去将难返，还是义无反顾。刺客在这一点上，正十足展现了侠客知恩图报的作风。因此，许多刺客其实就是侠客。战国末年燕国的游侠田光曾说：“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李园命人刺杀春申君，而司马迁明言“侠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更直接表示，“游侠，谓轻死重气，如荆轲、豫让辈也”，可见侠客与刺客，原来就是同类之人。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载述“刺客”，并不及于汉代，此因汉代侠客在大一统的政治形势下是备受裁抑，侠客与大规模蓄养侠客的人，都遭遇到政治的清算，因此转往地下发展。其实，自东汉以来，刺客就所在多有，王符在《潜夫论•述赦》中，点明了当时洛阳有“主谐合杀人者”的“会任之家”的刺客组织，但恩义的色彩逐渐淡薄，而多数是以财贿相赂，收人钱财以伤人命。我们可以说，这是刺客堕落的伊始，而逐渐与侠客分道扬镳。

从东汉而下，史籍中有关刺客的事迹不一而见，其中尤以唐代中晚期后最多，当时藩镇之间、朝廷与藩镇之间，一旦发生重大的龃龉，便往往派遣刺客以行刺杀，李师道之刺杀宰相武元衡、田季安遣聂隐娘等刺杀刘昌裔、红线之盗田承嗣金盒，都是很鲜活的例子。

刺客无论是受到恩义或财贿所激使，因而代人作刺杀之事，基本上都有“主客”的区别，是为主使者出力，而未必与其刺杀对象有仇怨，更不会去计较刺杀者对象的品性、人格。因此，撇开主客之间一对一的受恩受贿关系而言，刺客行事，也是以“利他”（主使者）为原则。所以，尽管后世有因复仇而行刺客之举的人，也未可视之为刺客。但是，到了清末，却又衍生出与过去迥然不同，是基于政治理想而当刺客，如吴樾刺杀五大臣、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汪精卫刺杀载澧，都是在当时革命言论的激荡下，为政治理想而孤注一掷的“利他”行动，故当时学者也往往以“侠”来形容和赞许这些人，以此更可见“侠刺”之难解难分。

世人对刺客的评价，其实也与侠客相仿佛，是毁誉参半，其中持反对意见的可以梁启超为代表。他在〈暗杀之罪恶〉一文，痛斥暗杀为“天下莫大之罪恶，且为最可羞之罪恶”。孰是孰非，孰可孰不可，终是难以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