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戏曲与小说一样，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到轻视。李贽不仅十分重视小说的地位与作用，同样也十分重视戏曲的作用。在〈童心说〉中，他把唐宋传奇、元明杂剧及其代表作《西厢记》等，看作是和先秦散文、汉魏古诗具有同等地位，表现真情实感的“天下之至文”，这在戏曲理论史上，也是破天荒兼了不起的见解。

自从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诗的“兴、观、群、怨”说之后，历来认为只有传统的诗歌才有重大的社会作用，戏曲、小说只能算作末学小技，是根本不具备这种作用的。而李贽却坚决反对这一传统观念，在《焚书》卷四〈红拂〉中，他首先赞扬张凤翼的《红拂记》在思想艺术各方面的成就：“此记关目好，曲好，白好，事好。乐昌破镜重圆，红拂智眼无双，虬髯弃家入海，越公并遣双妓，皆可师可法，可敬可羡。”接着针对传统的惯有势力提出质问与批评：“孰谓传奇不可以兴，不可以观，不可以群，不可以怨乎？饮食宴乐之间，起义动慨多矣。今之乐犹古之乐，幸无差别视之其可！”

李贽不仅非常重视戏曲的作用，而且对于不少戏曲理论问题，也有相当精辟的见解。李贽的〈杂说〉（《焚书》卷三），是一篇评论《西厢记》、《拜月亭》、《琵琶记》的文章。其特点是不就事论事，而是在对这些剧作的评论中，提出了戏曲文学创作的一些普遍问题。如他提出文学创作中“化工”和“画工”的艺术境界问题：“《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夫所谓画工者，以其能夺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无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具在，人见而爱之矣。至觅其工，了不可得，岂其智固不能得之与？要知造化无工，虽有神圣，亦不能识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谁能得之？由此观之，画工虽巧，已落二义矣。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可悲也夫！ ……”

这就是说，戏曲文学创作，在所达到的艺术境界上有两重天地：“画工”和“化工”。“画工”是竭才尽智，刻意去肖拟自然，以至于可以达到维妙维肖的地步。在创作的“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于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等手段和技巧方面，也是无可挑剔的。但是，由于作者缺乏对生活的真挚痛切的感受，所以在艺术上“似真”而“非真”，“入人之心者不深”。“化工”则是出于作者对生活有真挚痛切的感受，因为胸中感情汹涌，“蓄极积久，势不可遏”，发而为文章，尽管并不追求“一字一句之奇”，以及创作上的“偶对”、“法度”等，但一经写出，就如“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具在”那样自然和自如。

李贽认为，高明的《琵琶记》就属于前一类，因此，它的感人力量就很浅，初弹而叹，再弹而怨，三弹则怨叹倶无，索然无味。而《西厢记》、《拜月亭》则不然，由于有强烈的真情实感，一弹在鼓，弦外之音无穷，工巧不可思议。“画工”虽然也得之不易，但比起“化工”，“已落二义矣”，是远远不能相比的。这里，李贽对于《西厢记》、《拜月亭》和《琵琶记》的比较、评论，无疑是很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