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生于宋代，距今已有千多年历史，但他的影响力至今不衰，仍是后世追捧的学习对象。东坡的“成名”作是他在22岁时，应试写下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这篇文章被后世选入《古文观止》的古文名篇，以“名流千古”来形容苏东坡实在当之无愧，他在政坛、文坛、艺术方面都建树良多，其影响力更远至当时的朝鲜及日本，他的文章、书画极受欢迎。

东坡的文学成就，北宋的史学家及文学家范祖禹在《荐讲读官札子》中写到“苏轼文章为天下第一”。当时坊间对东坡的诗文非常渴求，家喻户晓。早在熙宁六年（1073年），东坡的《眉山集》已经刊行于世，元丰年间，他的《钱塘集》亦面世，《超然集》、《黄楼集》也在他被贬黄州时相继面世。他文集受欢迎的程度，当时曾流传一个故事，宋朝文人章元弼貌丑而好学，他的妻子却很美丽。新婚不久，章元弼得到一册新刊的《眉山集》，连夜阅读以致废寝忘餐，妻子大为不满，遂至反目，终于离婚。章元弼对朋友说：“这都是我读《眉山集》的缘故！”

宋徽宗崇宁年间，朝廷下令严禁东坡文集，悬赏告发刊行东坡集的赏金高达八十万钱。朝廷的严禁令却不能阻止人们对东坡作品的热爱，愈禁愈广传。一旦禁令解除，东坡文集更迅速风行。南宋的孝宗皇帝说：“至于轼所著，读之终日，亶亶忘倦。常置左右，以为矜式。”当时的士大夫对于东坡文集视为风雅，不懂背诵的话会被取笑。有些贵戚之家会私自印行以谋利，每十篇东坡诗文便能换取黄金一斤。东坡曾引述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

东坡的作品不但在海内风行，更传到域外。他的诗文在北方的金国盛行一时，以至清人翁方纲有“苏堂盛于北”之叹。子由在元祐年间出使辽国，辽臣告诉他《眉山集》已到达多时，于是子由作诗寄给东坡说：“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绍圣元年春，宋朝学士张圣民出使辽国，听说范阳（宋朝时期为辽国南部重镇）书刻东坡诗数十首，题作《大苏小集》，东坡在朝时接待辽使，辽使能当场背诵东坡的诗文。即使东坡被贬至海南以后，汴京仍在印行《东坡集》。

东坡在南宋文坛享有崇高的声誉及巨大的影响力，他的影响不只宋代，宋之后的中国文学史也深受东坡的影响，而且泽流海外，对朝鲜、日本等邻国的影响尤为深远。北宋著名政治家、科学家及外交大使苏颂在诗中曾说：“熙宁年间高丽使者路经杭州，求购东坡文集以归。”早在北宋元丰年期，高丽人金觐就为两个儿子取名为“金富轼”、“金富辙”。及至高丽朝中期，东坡诗文大行于世，正如朝鲜时代的金宗直所追述：“丽之中叶，专学东坡。”高丽高宗二十三年（1236年），《东坡文集》在高丽首次刊行，以高丽王朝的大臣李奎报为代表的文人学士，莫不熟读东坡，且在诗文写作中模仿东坡风格。年轻举子一待科举及第，即抛弃应试的时文而改习东坡诗文，以至当时流传着：“每岁榜出之后，人人以为今年又三十东坡出矣。”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其后的朝鲜时代。由于仰慕东坡，朝鲜时代的诗人还将汉江边上的一处绝壁，想像为东坡泛舟的赤壁，并仿效东坡泛舟赏月，久而久之，竟成风气。民俗神话亦有提及东坡，传统民歌《赤壁歌》以及“赤壁船游”的民俗、大邱的“花园赤壁”和安东的“芙蓉台赤壁”，每逢“七月既望”，人们便乘船游赏来纪念东坡。

东坡在日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方面，在收藏、翻印东坡诗文的同时，日本的学人还亲自动手为东坡诗作注。室町时代，镰仓以“五山”禅僧为主的学人热衷为东坡诗作注，先后出现冠以《翰苑遗学》、《脞说》、《天下白》、《蕉雨余滴》等书名的东坡诗注，期后，奈良天文三年（1534年），由日本临济宗僧人笑云清三，将上述数书结集为一，取“江、河、淮、济之四读，流入大羊”之义，取名为《四河入海》，成为集大成的东坡诗注。到了江户时代，学人对东坡作品的关注又从诗扩展到古文，在多种古文总集中对东坡古文作注释、评点，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近代。

注：摘自鳯凰出版社《漫话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