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生於宋代，距今已有千多年歷史，但他的影響力至今不衰，仍是後世追捧的學習對象。東坡的「成名」作是他在22歲時，應試寫下的策論《刑賞忠厚之至論》，這篇文章被後世選入《古文觀止》的古文名篇，以「名流千古」來形容蘇東坡實在當之無愧，他在政壇、文壇、藝術方面都建樹良多，其影響力更遠至當時的朝鮮及日本，他的文章、書畫極受歡迎。

東坡的文學成就，北宋的史學家及文學家范祖禹在《薦講讀官札子》中寫到「蘇軾文章為天下第一」。當時坊間對東坡的詩文非常渴求，家喻戶曉。早在熙寧六年（1073年），東坡的《眉山集》已經刊行於世，元豐年間，他的《錢塘集》亦面世，《超然集》、《黃樓集》也在他被貶黃州時相繼面世。他文集受歡迎的程度，當時曾流傳一個故事，宋朝文人章元弼貌醜而好學，他的妻子卻很美麗。新婚不久，章元弼得到一冊新刊的《眉山集》，連夜閱讀以致廢寢忘餐，妻子大為不滿，遂至反目，終於離婚。章元弼對朋友說：「這都是我讀《眉山集》的緣故！」

宋徽宗崇寧年間，朝廷下令嚴禁東坡文集，懸賞告發刊行東坡集的賞金高達八十萬錢。朝廷的嚴禁令卻不能阻止人們對東坡作品的熱愛，愈禁愈廣傳。一旦禁令解除，東坡文集更迅速風行。南宋的孝宗皇帝說：「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亶亶忘倦。常置左右，以為矜式。」當時的士大夫對於東坡文集視為風雅，不懂背誦的話會被取笑。有些貴戚之家會私自印行以謀利，每十篇東坡詩文便能換取黃金一斤。東坡曾引述歐陽修的話：「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

東坡的作品不但在海內風行，更傳到域外。他的詩文在北方的金國盛行一時，以至清人翁方綱有「蘇堂盛於北」之嘆。子由在元祐年間出使遼國，遼臣告訴他《眉山集》已到達多時，於是子由作詩寄給東坡說：「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紹聖元年春，宋朝學士張聖民出使遼國，聽說范陽（宋朝時期為遼國南部重鎮）書刻東坡詩數十首，題作《大蘇小集》，東坡在朝時接待遼使，遼使能當場背誦東坡的詩文。即使東坡被貶至海南以後，汴京仍在印行《東坡集》。

東坡在南宋文壇享有崇高的聲譽及巨大的影響力，他的影響不只宋代，宋之後的中國文學史也深受東坡的影響，而且澤流海外，對朝鮮、日本等鄰國的影響尤為深遠。北宋著名政治家、科學家及外交大使蘇頌在詩中曾說：「熙寧年間高麗使者路經杭州，求購東坡文集以歸。」早在北宋元豐年期，高麗人金覲就為兩個兒子取名為「金富軾」、「金富轍」。及至高麗朝中期，東坡詩文大行於世，正如朝鮮時代的金宗直所追述：「麗之中葉，專學東坡。」高麗高宗二十三年（1236年），《東坡文集》在高麗首次刊行，以高麗王朝的大臣李奎報為代表的文人學士，莫不熟讀東坡，且在詩文寫作中模仿東坡風格。年輕舉子一待科舉及第，即拋棄應試的時文而改習東坡詩文，以至當時流傳着：「每歲榜出之後，人人以為今年又三十東坡出矣。」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其後的朝鮮時代。由於仰慕東坡，朝鮮時代的詩人還將漢江邊上的一處絕壁，想像為東坡泛舟的赤壁，並仿效東坡泛舟賞月，久而久之，竟成風氣。民俗神話亦有提及東坡，傳統民歌《赤壁歌》以及「赤壁船遊」的民俗、大邱的「花園赤壁」和安東的「芙蓉台赤壁」，每逢「七月既望」，人們便乘船遊賞來紀念東坡。

東坡在日本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學術研究方面，在收藏、翻印東坡詩文的同時，日本的學人還親自動手為東坡詩作注。室町時代，鐮倉以「五山」禪僧為主的學人熱衷為東坡詩作注，先後出現冠以《翰苑遺學》、《脞說》、《天下白》、《蕉雨余滴》等書名的東坡詩注，期後，奈良天文三年（1534年），由日本臨濟宗僧人笑雲清三，將上述數書結集為一，取「江、河、淮、濟之四讀，流入大羊」之義，取名為《四河入海》，成為集大成的東坡詩注。到了江戶時代，學人對東坡作品的關注又從詩擴展到古文，在多種古文總集中對東坡古文作注釋、評點，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近代。

註：摘自鳯凰出版社《漫話東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