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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沉迷《水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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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年画《水浒传》(图片提供:刘建华/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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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说和戏曲的重视和倡导,是李贽文艺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小说源远流长,从魏晋志人、志怪到唐宋传奇,再到明代话本、拟话本,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史。但由于传统思想长期以来只重视诗文,以至小说一直受到轻视和贬抑。例如,唐代韩愈因为写了《毛颖传》,就曾受到张籍和裴度指责。张籍说韩愈写这类作品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是“博塞之戏”(见《韩昌黎集》卷十四〈答张籍书〉、〈重答张籍书〉文后附录);裴度更把韩愈看成是名教的罪人,认为他“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要求群起而“防之”(《全唐文》卷五三八〈寄李翱书〉)。

 

到了宋代,话本小说逐步发展起来,但依然不为正统思想的支持者承认。欧阳修认为志怪小说是“荒诞无根原”,小说所记都是“非干大体”(《欧阳文忠公集》卷六十七〈与尹师鲁第二书〉)的锁细末节。当时的一些小说理论,虽然也讲到小说有褒贬是非的社会作用,但仍旧将小说称作“末学”。这说明正统思想视小说为“异端”的传统观念是何等顽固。

 

宋、元以后,中国的小说创作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明代在经济发展、城市繁荣和市民阶层壮大的基础上,小说创作更趋繁荣,不仅出现大量短篇小说,而且产生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长篇巨著。随着小说创作的繁荣,小说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待小说的态度也开始有所转变。如胡应麟在谈到《水浒传》时曾说:“今世人酷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等,甚至认为《水浒传》仅次于《史记》。但对小说最为重视,在小说理论方面最有代表性,并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无疑是李贽。

 

李贽在〈童心说〉中,把《水浒传》与儒家的“六经”以及《论语》、《孟子》相提并论,认为《水浒传》是出于“童心”的“天下之至文”,而“六经”、《论语》、《孟子》不过是“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李贽更把《水浒传》看作是“圣贤发愤之所作” ——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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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元末明初长篇小说。一般认为作者是施耐庵。小说在宣和遗事及有关话本、故事的基础上,再创作而成。全书以描写梁山英雄的故事为主要题材,塑造了李逵、武松、林冲、鲁智深等梁山英雄人物,暴露了传统统治阶层的残暴和腐朽,揭示了当时的社会阶层的矛盾,反映了市民大众的人生向往。故事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有力,人物性格鲜明,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但内容又鼓吹忠义,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局限。

李贽把《水浒传》看得这等重要,而把“六经”之类却看得那么低下,这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是破天荒的大事。这对于动摇儒家经典的神圣,以及提高小说的历史地位,都具有积极意义。

 

在《水浒传》的评点中,李贽倾注自己满腔热情。由于《水浒传》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败和黑暗,引起李贽的深刻共鸣。所以他在评点中,发表了许多对作品的思想倾向和社会内容的批评。他认为文武大臣直至皇帝都“不可不读”《水浒传》,大家都要学习它来治国平天下,这简直把它当作一部统治阶级的施政教科书了。他把统治阶级视为“诲盗”的小说,说成是一部宣扬忠义的发愤之作,如此大力推崇从来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确实给当时的文坛极大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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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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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的《水浒传》评点,很多观点都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快”(《焚书》卷三〈杂说〉),借评点以抒发自己对腐败社会的愤懑和抗争。在对《水浒传》的评点中,李贽对于小说人物形象的创造等,也有许多很精辟的艺术见解。他对《水浒传》的评论,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特别是小说理论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李贽之后,小说评点被广泛运用于小说批评,成为小说批评的一种最重要的艺术形式。这些都有力地推动创作小说和小说理论批评的发展,对提高读者的艺术欣赏能力,发挥重要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李贽评点《水浒传》名噪一时,使得《水浒传》在当时不仅在上层社会中,还是社会下层都广泛流传,对晚明的社会风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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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载日期:
2022年0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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