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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年畫《水滸傳》(圖片提供:劉建華/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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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小說和戲曲的重視和倡導,是李贄文藝思想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的小說源遠流長,從魏晉志人、志怪到唐宋傳奇,再到明代話本、擬話本,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史。但由於傳統思想長期以來只重視詩文,以至小說一直受到輕視和貶抑。例如,唐代韓愈因為寫了《毛穎傳》,就曾受到張籍和裴度指責。張籍說韓愈寫這類作品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是「博塞之戲」(見《韓昌黎集》卷十四〈答張籍書〉、〈重答張籍書〉文後附錄);裴度更把韓愈看成是名教的罪人,認為他「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要求群起而「防之」(《全唐文》卷五三八〈寄李翱書〉)。

 

到了宋代,話本小說逐步發展起來,但依然不為正統思想的支持者承認。歐陽修認為志怪小說是「荒誕無根原」,小說所記都是「非幹大體」(《歐陽文忠公集》卷六十七〈與尹師魯第二書〉)的鎖細末節。當時的一些小說理論,雖然也講到小說有褒貶是非的社會作用,但仍舊將小說稱作「末學」。這說明正統思想視小說為「異端」的傳統觀念是何等頑固。

 

宋、元以後,中國的小說創作又有進一步的發展。明代在經濟發展、城市繁榮和市民階層壯大的基礎上,小說創作更趨繁榮,不僅出現大量短篇小說,而且產生了《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長篇鉅著。隨着小說創作的繁榮,小說理論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對待小說的態度也開始有所轉變。如胡應麟在談到《水滸傳》時曾說:「今世人酷嗜《水滸傳》,至縉紳文士亦間有好之者。」(《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順之等,甚至認為《水滸傳》僅次於《史記》。但對小說最為重視,在小說理論方面最有代表性,並對後世有重大影響的,無疑是李贄。

 

李贄在〈童心說〉中,把《水滸傳》與儒家的「六經」以及《論語》、《孟子》相提並論,認為《水滸傳》是出於「童心」的「天下之至文」,而「六經」、《論語》、《孟子》不過是「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在〈忠義水滸傳序〉中,李贄更把《水滸傳》看作是「聖賢發憤之所作」——太史公曰:「〈說難〉、〈孤憤〉,賢聖發憤之所作也。」由此觀之,古之賢聖,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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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

《水滸傳》又名《忠義水滸傳》。元末明初長篇小說。一般認為作者是施耐庵。小說在宣和遺事及有關話本、故事的基礎上,再創作而成。全書以描寫梁山英雄的故事為主要題材,塑造了李逵、武松、林沖、魯智深等梁山英雄人物,暴露了傳統統治階層的殘暴和腐朽,揭示了當時的社會階層的矛盾,反映了市民大眾的人生嚮往。故事情節曲折,語言生動有力,人物性格鮮明,具有高度的藝術成就,但內容又鼓吹忠義,表現出作者的思想侷限。

李贄把《水滸傳》看得這等重要,而把「六經」之類卻看得那麼低下,這在中國思想史和文學史上,都是破天荒的大事。這對於動搖儒家經典的神聖,以及提高小說的歷史地位,都具有積極意義。

 

在《水滸傳》的評點中,李贄傾注自己滿腔熱情。由於《水滸傳》揭露了統治階級的腐敗和黑暗,引起李贄的深刻共鳴。所以他在評點中,發表了許多對作品的思想傾向和社會內容的批評。他認為文武大臣直至皇帝都「不可不讀」《水滸傳》,大家都要學習它來治國平天下,這簡直把它當作一部統治階級的施政教科書了。他把統治階級視為「誨盜」的小說,說成是一部宣揚忠義的發憤之作,如此大力推崇從來認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確實給當時的文壇極大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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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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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贄的《水滸傳》評點,很多觀點都是「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快」(《焚書》卷三〈雜說〉),借評點以抒發自己對腐敗社會的憤懣和抗爭。在對《水滸傳》的評點中,李贄對於小說人物形象的創造等,也有許多很精闢的藝術見解。他對《水滸傳》的評論,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特別是小說理論批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

 

李贄之後,小說評點被廣泛運用於小說批評,成為小說批評的一種最重要的藝術形式。這些都有力地推動創作小說和小說理論批評的發展,對提高讀者的藝術欣賞能力,發揮重要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李贄評點《水滸傳》名噪一時,使得《水滸傳》在當時不僅在上層社會中,還是社會下層都廣泛流傳,對晚明的社會風尚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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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2022-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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