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针对理学的虚伪和拟古的不良文风，提出了“童心说”。“童心说”既是李贽文艺理论的思想核心，也是他的文艺批评观点的理论基石。所谓“童心”即写作诗文要有真情实感。〈童心说〉一文见于李贽《焚书》卷三。《焚书》初刻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重刻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是李贽晚年的著作。〈童心说〉一文思想激进，见解大胆，锋芒锐利，笔力纵横，读来酣畅淋漓，令人拍案叫绝。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

在〈童心说〉一文中，李贽主张诗文创作必须有真心，去假存真，表达现实生活中人的真实感情。他指出，理学家所说的“多读书，识义理”是障蔽童心的闻见道理，都是假人说假话，办假事，写假文，满场是假，无所不假。至于理学家所吹捧的“六经”、《论语》、《孟子》，不是史官臣子对统治者的赞美之语，就是迂阔门徒、懵懂弟子对师说的杂乱记录。就算这些书都是圣人的话，也不是“万世之至论”。其批判的锋芒直指儒学经典、儒家圣贤和理学家们的传统教条。

李贽反对把文艺当作道学的传声筒，认为天下最好的文章，都出自“童心”，评价作品，应当以“童心”为准绳，不应以时势先后为标准。“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否定了贵古贱今的观点，批判了明代复古主义风气。他认为好文章不分古今，自然也不分体裁格式，只要真实，诗文、辞赋、传奇、杂剧都是好作品。从这点出发，李贽冲破了正统文人的偏见，反对轻视通俗文学的倾向，给小说、戏曲文学应有的地位。

〈童心说〉探讨的是人的本性问题。人本来是真诚的，人性都是纯真的，“苟童心常存，则……无人不文”是后天的浸染使人变得虚假。李贽的这些观点包含着人的自觉在内，具有民主主义色彩，是对理学压抑人性的专制的一种强烈反响，具有反传统的进步意义。

“唐宋派”和前此的许多文论，总是把儒家的道统看作文的根本和中心，认为作家的创作必本乎道，而李贽却认为创作的根本问题和首要条件是“童心”，是真诚。李贽的〈童心说〉是接受了市民意识的影响，具有民主的进步思想。提出这思想，在古代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内容和形式上，李贽要求文学要创新，要求“创制体格文字”，与那种“以假人假言”、矫揉造作的理学文字相对立。李贽以鲜明的立场，反对复古派和道学家的文艺观点，开了“公安派”的先河。他同时指出后代优秀的戏曲、小说“皆古今至文”，他的这些崭新的观点对汤显祖、冯梦龙等人有很大影响。

但是，李贽脱离开现实社会的影响，抽掉具体的社会性去寻求“人之初”的那种本心，那种原始的心灵状态，这样的人心显然是抽象的，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所以，李贽的“童心说”，还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人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