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民间一直有将“神降临”说成“神临幸了民间女子”的传统。吴望子遇到苏侯神的故事，就保留了东晋南朝人对巫女通灵的想像，被神临幸而获通灵之术，因而受民众膜拜。

《搜神后记》载，会稽郡鄮县有个叫吴望子的姑娘，年方十六岁，长得亭亭玉立。一天，她应邀参加乡里巫师的舞鼓解事，路上遇见一个相貌英俊的富家公子。当时，这位公子正坐在一艘大船上，光是划桨的仆人就有十几个。公子见到吴望子，就让船停在岸边，向吴望子搭讪，又说自己也准备去苏侯庙，愿载她一程。吴望子不敢上船，推辞了。公子也不勉强，连人带船一起消失了。吴望子到了苏侯庙，发现苏侯的神像和之前遇到的公子一模一样。苏侯像对吴望子说：“你走路太慢了，这么晚才到。”之后，苏侯多次显形与吴望子相会，二人感情日渐深厚，吴望子从此总能心想事成。她能通神的名声也传开，向她请求办事的人，也往往能得偿所愿。于是，全县的人都把她当作神女供奉。

故事中的苏侯神指的是苏峻，原是流民统帅，东晋朝廷利用他平了王敦之乱，后来苏峻又反晋，攻入建康。苏峻之乱是东晋较大的一次兵乱，影响波及很广。苏峻兵败后被斩首焚尸，大约在晋末宋初民间出现苏侯神信仰。六朝时败军乱将死后常常被民间供奉为神，有一种解释说，古人认为他们享受祭祀，就不会变成厉鬼，危害民间。

以苏峻变为神和《搜神后记》编撰时间看，吴望子事神故事大约传播于晋末宋初，陶潜说不定亲眼见到苏侯神的崇拜，亲耳听到吴望子的传说。故事里吴望子应邀给乡人做“鼓舞解事”，那么巫女“鼓舞解事”是怎么一回事呢？

《晋书‧夏统传》记载，西晋时期，会稽人夏统的从父祭祀先人，请了两名巫女章丹与陈珠，“并有国色，庄服甚丽，善歌舞，又能隐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钟击鼓，间以丝竹，丹珠乃拔门破舌，舌刀吐火，云雾杳冥，流光电发。……（统）入门，忽见丹、珠在中庭，轻步佪舞，灵谈鬼笑，飞触挑柈，酬酢翩翻。”大意是指两名巫女均是身穿华服的美女，能歌善舞，又能施展隐身之术。初更时分，敲钟打鼓，再配合音乐，两女巫吞刀吐火，烟雾弥漫，光影闪耀。夏统看见两巫女好似鬼魅一样地笑着跳舞。在他眼中，女巫的出场是“夜与游戏，放傲逸之情，纵奢淫之行，乱男女之礼，破贞高之节”。夏统其人洁身自好，见到巫女如此表演，惊愕到不能好好走出门，而是直接“破藩直出”。反应如此强烈，可见西晋时会稽民间女巫的乐舞表演有较为露骨的色情成分。

六朝巫女事神表演，与先秦鬼神观是否有某种相似渊源呢？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写道：“妇人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妻女。”这一指责反证了巫是古代民间女性重要的职业选择。古代社会人们认为巫者所能影响的祸福之事包括疾病、水旱、战争、生育和丧葬等。会稽属吴地，多淫祀，巫俗盛行。南朝巫女在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见载史书。著名女巫严道育，就参与了刘宋皇室父子相残的巫蛊之事。

志怪小说对女性为巫的这套敍述，与夏统、王符等知识分子的看法大相径庭。六朝巫女的神性，都是在民间生活经验上想像出来的，如《搜神记》载：树神黄祖降于寡妇李宪家，帮助降雨、躲避袁术刘表相攻的兵乱。李宪能得树神青睐，传说是“以汝性洁”，可见与其寡妇身份相关。又载：有一姓戴的女子生病已久，在寻找草药时，看见一块人形的石头，她心里祷求：“若能治好我的病，我就奉你为神。”自始她的病渐愈，因而在山下建立一祠供奉该石头，名为“石侯”。戴氏女亦成为女巫。

这些故事里，巫女绝不是淫邪破贞之徒，反倒是一群品德高尚、境遇特殊的女子，每个成巫的故事几乎都在暗示：“巫”的能力是上天给予久病、守寡、孝顺、贞洁等境遇的回报。显然，这些故事的始作俑者，就是巫女本身。

事神是巫女职事，女性情欲想像可以得到尽情表露，更描述成一场与神的美好恋爱，故事分明镌刻着年轻女子的幻想：家门外的生活，美好的邂逅，情人的礼物，一个有能力有地位满足自己的成熟男子，一次无比美妙的宴饮。

在巫俗盛行的东晋南朝社会，人鬼（神）关系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在巫女通神故事里，神明被驯化得易于控制、大献殷勤，人神之间亲密无间，平等共处，人得到神的宠溺，愿望均被满足，这也是当时人普遍向往的白日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