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史官由著作郎担任。一名大著作郎，下置八名佐著作郎，每位著作郎到职，必须撰写一篇名臣传。流传至今的志人小说如《裴启语林》、《郭子》、《世说新语》，载录了大量世家大族、名臣名士的言行，而这些志人故事里也不乏志怪。现代人或许一见志怪，就觉得是荒谬的编造，可是中古史官认为，一个人物或家族的完整史传，离不开志怪传说，志人与志怪对当时人而言，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认知，干宝在《搜神记》的自序中已经表露无遗。

东晋政权在江东草创，王导上书荐著作郎干宝撰国史。干宝以史官的方法，编撰了《搜神记》。他在自序中清楚说明，《搜神记》取材既有“承于前载”，又有“采访近世之事”，作者的采集活动乃“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群言百家”、“耳目所受”，前朝典籍、民间碑阙所记、口耳相传，都是资料来源。他很清楚这些来源并不完全可靠，但“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汉末两京大乱，经曹魏时期“采掇遗亡”，得群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西晋惠怀之乱后，东晋初年只剩下三千一十四卷。因此彼时史官的急务不在于辨真伪，而是收录典籍，延续文脉。

干宝对自己严谨的“实录”相当有自信，并认为鬼神是真实的：“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

从汉至隋，至少有十五名有身份记载的官员在担任秘书监、著作郎、佐著作郎等职位期间，做过国家典籍的整理收录工作，其中超过三分之一人编撰了志怪。

东晋南朝志怪编撰兴起，原因之一就是文人热衷著史博得声誉，而现实中，著史并不容易。《南史》说吴均家世寒贱，又没有条件像干宝一样“领国史”，很难获得朝廷最核心史料，私撰《齐春秋》又因实录冒犯梁武帝。撰史风险太大，或许这就是他编撰志怪《续齐谐记》的缘由——志怪写作可以突破原有的世俗禁忌。

干宝记录同时代人淳于伯的冤案，也是“不可说的历史，变成了志怪”。公元316年，即司马睿在江东自立为晋王，改年号建武的前一年，丞相府以延误北伐军粮草及受贿为由，问斩督运令史淳于伯。朱熹后来指出，这是晋元帝司马睿无意北伐中原，托言粮运不继，让淳于伯做了这个替死鬼。传说临行刑时“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淳于伯的死，朝臣们各以自己方式作出反应。从事中郎刘隗借机弹劾政敌，将淳于伯比拟为东海孝妇周青，“鬼魂哭于幽都，诉灵恨于黄泉”。郭璞以卦象喻之：“血者水类，同属于坎，坎为法家。水平润下，不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征也。……陛下宜侧身思惧，以应灵谴”。意思是“血逆流”在卦象中象征政令有过失，希望陛下能反省。而干宝在《搜神记》亦写有自淳于伯被杀后三年发生的旱灾，是因为淳于伯的冤气所致。这一事件最后以王导上书请辞、晋元帝不许不了了之，其中的政治纠葛、舆论、对淳于伯的同情，就借谈鬼说怪保存下来。

志怪书写的历史“真实性”，台湾著名学者刘苑如先生这样表述：以“边缘的身份模拟史传书写” ——即采用与传统历史编撰相似的汇编手法、文而有征的著述态度，编织一个取信于读者的异闻世界（虚）。然而，借异闻遍采善恶之“迹”的行动，宣扬保存褒贬劝戒之“道”，却是实实在在的“真”（实），这个真实跨越了此界与彼界。换句话说是假神道以证历史。

《搜神记》内许多怪异故事取自《汉书》，如赵春死而复活的故事取自《汉书‧五行志》，而书中河间男女、颜畿、杜锡婢等复活故事又为《晋书‧五行志》、《宋书‧五行志》所采。干宝在《搜神记》中收录西晋发型服饰居所等习俗，每条都能从贾南风制造的政治动乱上找到解释，这种写法与《汉书‧五行志》也很相似。《隋书‧经籍志》将志怪归于史部文类，与耆旧、高隐、孝子、良吏、列女等传同列，并不是偶然组合，而是基于当时人的世界观和对现实的特殊理解。事实上宋前所著史书经常照录志怪故事，这都表示史家在编写过程中也参考或看到这类的资料，并且采用。到宋代删定旧史，志怪“始退为小说，而史部遂无鬼神传”。

“小说”最早作为文类提出，是《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此时“小说”意即“短小的敍事”，与后来的文学创作大不一样，乃是史官从民间朝野收集而成。“志怪”与“小说”合称，即今人俗称的“志怪小说”，是从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开始的。他将唐前小说与志怪辑录在一起，合称“古小说”，以区别于现代意义的小说。

总而言之，魏晋志怪小说并非现代人熟悉的《聊斋志异》式文学创作。回到六朝，鬼神在当时人的观念中是存在的，谈鬼说怪是他们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