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時，史官由著作郎擔任。一名大著作郎，下置八名佐著作郎，每位著作郎到職，必須撰寫一篇名臣傳。流傳至今的志人小說如《裴啟語林》、《郭子》、《世說新語》，載錄了大量世家大族、名臣名士的言行，而這些志人故事裏也不乏志怪。現代人或許一見志怪，就覺得是荒謬的編造，可是中古史官認為，一個人物或家族的完整史傳，離不開志怪傳說，志人與志怪對當時人而言，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這一認知，干寶在《搜神記》的自序中已經表露無遺。

東晉政權在江東草創，王導上書薦著作郎干寶撰國史。干寶以史官的方法，編撰了《搜神記》。他在自序中清楚說明，《搜神記》取材既有「承於前載」，又有「採訪近世之事」，作者的採集活動乃「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群言百家」、「耳目所受」，前朝典籍、民間碑闕所記、口耳相傳，都是資料來源。他很清楚這些來源並不完全可靠，但「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據《隋書‧經籍志》記載，漢末兩京大亂，經曹魏時期「采掇遺亡」，得群書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西晉惠懷之亂後，東晉初年只剩下三千一十四卷。因此彼時史官的急務不在於辨真偽，而是收錄典籍，延續文脈。

干寶對自己嚴謹的「實錄」相當有自信，並認為鬼神是真實的：「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採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

從漢至隋，至少有十五名有身份記載的官員在擔任秘書監、著作郎、佐著作郎等職位期間，做過國家典籍的整理收錄工作，其中超過三分之一人編撰了志怪。

東晉南朝志怪編撰興起，原因之一就是文人熱衷著史博得聲譽，而現實中，著史並不容易。《南史》說吳均家世寒賤，又沒有條件像干寶一樣「領國史」，很難獲得朝廷最核心史料，私撰《齊春秋》又因實錄冒犯梁武帝。撰史風險太大，或許這就是他編撰志怪《續齊諧記》的緣由——志怪寫作可以突破原有的世俗禁忌。

干寶記錄同時代人淳于伯的冤案，也是「不可說的歷史，變成了志怪」。公元316年，即司馬睿在江東自立為晉王，改年號建武的前一年，丞相府以延誤北伐軍糧草及受賄為由，問斬督運令史淳于伯。朱熹後來指出，這是晉元帝司馬睿無意北伐中原，託言糧運不繼，讓淳于伯做了這個替死鬼。傳說臨行刑時「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淳于伯的死，朝臣們各以自己方式作出反應。從事中郎劉隗借機彈劾政敵，將淳于伯比擬為東海孝婦周青，「鬼魂哭於幽都，訴靈恨於黃泉」。郭璞以卦象喻之：「血者水類，同屬於坎，坎為法家。水平潤下，不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徵也。……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意思是「血逆流」在卦象中象徵政令有過失，希望陛下能反省。而干寶在《搜神記》亦寫有自淳于伯被殺後三年發生的旱災，是因為淳于伯的冤氣所致。這一事件最後以王導上書請辭、晉元帝不許不了了之，其中的政治糾葛、輿論、對淳于伯的同情，就借談鬼說怪保存下來。

志怪書寫的歷史「真實性」，台灣著名學者劉苑如先生這樣表述：以「邊緣的身份模擬史傳書寫」——即採用與傳統歷史編撰相似的彙編手法、文而有徵的著述態度，編織一個取信於讀者的異聞世界（虛）。然而，借異聞遍采善惡之「跡」的行動，宣揚保存褒貶勸戒之「道」，卻是實實在在的「真」（實），這個真實跨越了此界與彼界。換句話說是假神道以證歷史。

《搜神記》內許多怪異故事取自《漢書》，如趙春死而復活的故事取自《漢書‧五行志》，而書中河間男女、顏畿、杜錫婢等復活故事又為《晉書‧五行志》、《宋書‧五行志》所採。干寶在《搜神記》中收錄西晉髮型服飾居所等習俗，每條都能從賈南風製造的政治動亂上找到解釋，這種寫法與《漢書‧五行志》也很相似。《隋書‧經籍志》將志怪歸於史部文類，與耆舊、高隱、孝子、良吏、列女等傳同列，並不是偶然組合，而是基於當時人的世界觀和對現實的特殊理解。事實上宋前所著史書經常照錄志怪故事，這都表示史家在編寫過程中也參考或看到這類的資料，並且採用。到宋代刪定舊史，志怪「始退為小說，而史部遂無鬼神傳」。

「小說」最早作為文類提出，是《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此時「小說」意即「短小的敍事」，與後來的文學創作大不一樣，乃是史官從民間朝野收集而成。「志怪」與「小說」合稱，即今人俗稱的「志怪小說」，是從魯迅著《中國小說史略》開始的。他將唐前小說與志怪輯錄在一起，合稱「古小說」，以區別於現代意義的小說。

總而言之，魏晉志怪小說並非現代人熟悉的《聊齋志異》式文學創作。回到六朝，鬼神在當時人的觀念中是存在的，談鬼說怪是他們的歷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