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学士地位清贵，但经济状况普遍较差，清代甚至有“穷翰林”的说法。翰林学士的收入，主要是俸禄、润笔费、皇帝赏赐，清代翰林还有一笔放差收入。虽然看似财源众多，但在俸禄低、赏赐有限、放差少的情况下，翰林学士一般都属清贫之士。

俸禄

翰林学士虽然地位尊贵，但俸禄比较低。宋真宗朝的翰林学士杨亿，俸禄为七品官的标准，因为俸禄微薄，经济贫困，他上表请求辞去翰林之职。他在上表中说：“虚忝甘泉之从臣，终作莫敖之馁鬼。从者之病莫兴，方朔之饥欲死。”杨亿自称任职翰林学士后饥饿欲死，虽然有点夸张，但也是宋代翰林学士日常待遇低下的写照。同朝另一位翰林学士李宗谔，家境贫寒，俸禄又低，没钱办婚事，只能靠宰相王旦接济。明代奉行“薄俸制”，官员俸禄普遍较低，翰林学士也不例外，正五品的翰林学士，一个月俸禄为米十六石。清代翰林学士的经济状况也很差，所以时人有“穷翰林”的说法。曾国藩担任翰林院检讨，收入低，开销大，常年入不敷出。他是七品京官，一年俸禄四十五两银子，按照惯例给双份工资，就是九十两银子，这点收入完全支撑不了他在京城的日常开支，常常要借钱度日。

润笔费

润笔，是文人靠写文章收到的酬金，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稿费。唐代润笔之风盛行，著名文学家韩愈，靠给亡故者写墓志，收入颇丰。宋代翰林学士起草诏书后，收取润笔费已经成为惯例。《梦溪笔谈》记载：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和知制诰草拟任命官员的诏书，从给谏、待制官以上，都要送润笔的钱物。宋太宗时，规定了润笔的钱额，并下诏明文刻上石碑，立在舍人院中。每次任命官员，就发文督促润笔费，从院官往下到胥吏马夫都可分享。宋代翰林学士杨亿起草《寇准拜相制》：“能断大事，不拘小节。有干将之器，不露锋芒；怀照物之明，而能包纳。”寇准非常高兴，夸赞道：“正得我胸中事”，额外赠送杨亿白金一百两。当然，也有翰林学士爱惜羽毛，拒收润笔。宋初翰林王禹偁，曾经给李继迁起草任命书，李继迁送给他的润笔费是日常惯例的好几倍，王禹偁拒绝接受。

皇帝赏赐

皇帝为了表示对翰林学士的恩宠，常常会赐给翰林学士财物。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皇帝下令，每逢晦日、上巳、重阳节，翰林学士赐钱一百贯。白居易被授予翰林学士职务后，皇帝还赏赐他一套衣服。宋代翰林学士新官上任，皇帝会赏赐一些贵重物品，如苏轼就任翰林学士时，皇帝赐给他官服一对，金腰带一条，金镀银鞍辔马一匹。翰林学士在学士院日常当值，皇帝为抚慰翰林学士的辛劳，也会有所赏赐，如宋理宗景定年间，翰林学士马廷鸾当值时，皇帝赐给他金香酒四瓶、新荔枝五百颗。

放差收入

翰林学士担任主考官，是从宋代开始的，欧阳修、苏轼等都当过省试主考官，但当时并没有相应的报酬。清代翰林担任各级主考官，按惯例都有一笔可观的收入。清代官员的俸禄很低，七品的翰林院编修一年俸禄是九十两，京城生活成本居高不下，这点收入无法维持日常生活，必须另寻其他途径。清代翰林最盼望能够“放差”，就是外放地方各个省担任学政或正副主考官。最好的差事是去地方担任学政，一届至少能收入二三万两银子；其次是地方乡试主考官，能拿三四千两银子。但因翰林多差使少，朝廷必须通过考试的办法选派各省的学政和主考。乡试那年，先公布偏远的云南、贵州主考官，然后是四川、两广，最后公布靠近京畿的山东乡试主考。被选中的翰林自然是欢天喜地，运气不佳，没有被选派的翰林，只能“自从云贵盼山东，盼到山东又落空。学政乡房都过了，团圆家宴月明中。”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翰林院侍讲曾国藩出任四川省乡试主考官，获得户部发放的二千两银子差旅费，乡试结束后又获得地方赠送的礼金至少二千两，扣除从北京到四川的差旅费不超过五百两，曾国藩这次任职，至少可以收入三千多两银子，极大缓解了他在京城的经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