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學士地位清貴，但經濟狀況普遍較差，清代甚至有「窮翰林」的說法。翰林學士的收入，主要是俸祿、潤筆費、皇帝賞賜，清代翰林還有一筆放差收入。雖然看似財源眾多，但在俸祿低、賞賜有限、放差少的情況下，翰林學士一般都屬清貧之士。

俸祿  

翰林學士雖然地位尊貴，但俸祿比較低。宋真宗朝的翰林學士楊億，俸祿為七品官的標準，因為俸祿微薄，經濟貧困，他上表請求辭去翰林之職。他在上表中說：「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饑欲死。」楊億自稱任職翰林學士後飢餓欲死，雖然有點誇張，但也是宋代翰林學士日常待遇低下的寫照。同朝另一位翰林學士李宗諤，家境貧寒，俸祿又低，沒錢辦婚事，只能靠宰相王旦接濟。明代奉行「薄俸制」，官員俸祿普遍較低，翰林學士也不例外，正五品的翰林學士，一個月俸祿為米十六石。清代翰林學士的經濟狀況也很差，所以時人有「窮翰林」的說法。曾國藩擔任翰林院檢討，收入低，開銷大，常年入不敷出。他是七品京官，一年俸祿四十五兩銀子，按照慣例給雙份工資，就是九十兩銀子，這點收入完全支撐不了他在京城的日常開支，常常要借錢度日。

潤筆費

潤筆，是文人靠寫文章收到的酬金，也就是現在所謂的稿費。唐代潤筆之風盛行，著名文學家韓愈，靠給亡故者寫墓誌，收入頗豐。宋代翰林學士起草詔書後，收取潤筆費已經成為慣例。《夢溪筆談》記載：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和知制誥草擬任命官員的詔書，從給諫、待制官以上，都要送潤筆的錢物。宋太宗時，規定了潤筆的錢額，並下詔明文刻上石碑，立在舍人院中。每次任命官員，就發文督促潤筆費，從院官往下到胥吏馬夫都可分享。宋代翰林學士楊億起草《寇准拜相制》：「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幹將之器，不露鋒芒；懷照物之明，而能包納。」寇准非常高興，誇讚道：「正得我胸中事」，額外贈送楊億白金一百兩。當然，也有翰林學士愛惜羽毛，拒收潤筆。宋初翰林王禹偁，曾經給李繼遷起草任命書，李繼遷送給他的潤筆費是日常慣例的好幾倍，王禹偁拒絕接受。

皇帝賞賜

皇帝為了表示對翰林學士的恩寵，常常會賜給翰林學士財物。唐德宗貞元四年（公元788年），皇帝下令，每逢晦日、上巳、重陽節，翰林學士賜錢一百貫。白居易被授予翰林學士職務後，皇帝還賞賜他一套衣服。宋代翰林學士新官上任，皇帝會賞賜一些貴重物品，如蘇軾就任翰林學士時，皇帝賜給他官服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匹。翰林學士在學士院日常當值，皇帝為撫慰翰林學士的辛勞，也會有所賞賜，如宋理宗景定年間，翰林學士馬廷鸞當值時，皇帝賜給他金香酒四瓶、新荔枝五百顆。

放差收入

翰林學士擔任主考官，是從宋代開始的，歐陽修、蘇軾等都當過省試主考官，但當時並沒有相應的報酬。清代翰林擔任各級主考官，按慣例都有一筆可觀的收入。清代官員的俸祿很低，七品的翰林院編修一年俸祿是九十兩，京城生活成本居高不下，這點收入無法維持日常生活，必須另尋其他途徑。清代翰林最盼望能夠「放差」，就是外放地方各個省擔任學政或正副主考官。最好的差事是去地方擔任學政，一屆至少能收入二三萬兩銀子；其次是地方鄉試主考官，能拿三四千兩銀子。但因翰林多差使少，朝廷必須通過考試的辦法選派各省的學政和主考。鄉試那年，先公布偏遠的雲南、貴州主考官，然後是四川、兩廣，最後公布靠近京畿的山東鄉試主考。被選中的翰林自然是歡天喜地，運氣不佳，沒有被選派的翰林，只能「自從雲貴盼山東，盼到山東又落空。學政鄉房都過了，團圓家宴月明中。」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翰林院侍講曾國藩出任四川省鄉試主考官，獲得戶部發放的二千兩銀子差旅費，鄉試結束後又獲得地方贈送的禮金至少二千兩，扣除從北京到四川的差旅費不超過五百兩，曾國藩這次任職，至少可以收入三千多兩銀子，極大緩解了他在京城的經濟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