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宋学，是指儒学发展至宋代，其治学的特色和形成的思潮、学风与前代有所区别，开创了新的局面及成就，从而成为一门新的学问。朱熹曾说宋朝道（理）学兴盛是有其所来自之故，要始于范仲淹以来的“好议论”，又如孙复、胡瑗、石介诸人，到后来才有周敦颐、程颐、张载等。其中孙、胡、石共为宋初三先生，都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所以在朱熹看来，讲义理的宋学应是以范仲淹为开端，加上宋初三先生同样讲述这“好议论”，开创为理学的先声。

新儒士的带头人

范仲淹三十七岁时任职西溪盐监官，在《奏上时务疏》有“救文弊”的主张。这是他承继唐代韩愈、柳宗元到宋初柳开等的古文提倡，比尹洙、石介、欧阳修的力倡古文运动还要早十年左右，他可说也是古文运动的先行者之一。他倡古文要文以载道、言之有物，均是宋学的亮点。

范仲淹在主持应天府学时，接济孙复，又教授他《春秋》学，而后孙复又往泰山苦读，与胡瑗为同学，又有石介来拜为弟子求学。胡瑗、石介、李觏都受到范仲淹礼聘、推荐往中央、地方学府讲学，为的是向学生论说义理之学。和范仲淹同样有志于义理学术的还有韩琦、欧阳修，而李觏、富弼、张方平等在《宋元学案》上被列为范仲淹门人，他们也是庆历新政的参与或支持者，看来范仲淹倡导的宋学风气和政治改革的精神颇能相符，使文风、学风、政风结合，说范仲淹是当时新儒士群体的领导人物亦不为过。

范仲淹学术的要义

论学术通常以著作来衡量，范仲淹在这方面没有具体完整的专门之作，也缺乏较多的论说，因此每言及此，并不受重视。据《宋史》所载他的传记，说他是通经博学而专长在《易》，他留下的有《易义》一篇，解释二十多个卦义，还有几篇文赋写出《易》理的心得，可能对周敦颐的太极图有所影响。最显著的是他掌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易》义，作为新政必行的原理。

对于《中庸》，他也有所论述。范仲淹在陕西守边时曾接见少年喜好谈兵的张载，范仲淹见他有远大气象，就劝他读《中庸》，说儒士自有道义可为乐事，何须去谈兵术谋略。后来张载果然成为理学大儒，故《宋元学案》说范仲淹指导张载“入圣人之室”。范仲淹曾作《南京府学朱从道名述》，解说“从道”之名的意义，全文就《中庸》“率性之谓道”开始，说修身、齐家、礼、义、信、仁和诚明、中和的关系，又含有内圣外王的观念在内。文虽短但意涵长，而《中庸》正是后来理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体悟义理微妙之所在。范仲淹既然着意于此，就有对新儒学开端之实，也是理学家们喜谈孔颜乐处的先声。

《春秋》大义中“尊王攘夷”为范仲淹所重，他曾教孙复《春秋》学，启发孙复钻研成名儒。而他所作《说春秋序》文中可清楚看到尊王、行王道、整理治道等要义。其他文章中指出《春秋》是名教之书，用意在于鼓励天下，又主张读经书不必拘泥于注疏，直探经书的本来面目。他的通经致用或者明体达用是学术的要义，其自身的实践都在一生经历中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