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的形式

中国以考试方式来选举人才、出任官吏有长远的历史，但在七世纪之前还不是主要的方式。隋朝开始分科考试选举人才，不过并没有制度化。唐朝才开始将科举制度化，一是以临时需要而设置的“制举”，如“贤良方正”、“才识兼茂”等名目的各科，一是每年定期的“常科”，如“明经”、“进士”等科，常科中的进士科渐受到重视。宋朝沿袭唐朝，更扩大了进士科的选举人才，在320年间共录取了39000多人，每榜平均人数有330人左右，是从唐到清代进士最多的时期。宋代进士及第后就立刻出任为官员，社会地位崇高，政治上出身又最为荣誉，他们都被看作“天子门生”，也深以此自负。辽朝契丹政权也为汉族士人设科举，但统治的汉地小，汉族士人也较少，每榜进士平均不过41人左右。金代录取汉人进士，平均每榜有134人左右，女真进士科更少，且施行时间较短。总之，金、宋的士人都全然接受科举为选官最好的方式，看作是正途出身。

元代科举的推迟

不论华北金代的儒士还是华南宋代的儒士，他们从开始就致力于争取蒙古政权实行中国文化，所谓以汉法治国，而人才选任为官的科举是汉法的正途。元代在窝阔台汗时有过“戊戌选士”来考选儒士任官，这不算是标准的科举，但初步确立了儒户，免得儒士流落、受驱使。即如忽必烈有庞大的儒士集团，也颇任用他们协助治国，却也未接受科举制度，直到元代中期的仁宗时，才确立了科举制度。从太宗戊戌年（1238年）到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下诏行科举，历经争取、辩论，其间推迟了76年之久。

元代科举推迟这么久的原因，大约有几点可以说明：第一是文化的差异。蒙古本身没有用文字考试作为决定任官人才标准的观念，也怀疑是否能论述经典，能考试者，必然就是适用的优先人才？第二是蒙古任官治国有它的方法。如家世、身份可世袭任官，透过征召、聘请等也可罗致人才，因此科举似乎并非急需必行。再者儒学校每年可考选为吏员，地方官府也可自行召考吏员，吏员出身有才能都可循升为中、高级官员，并不讲究进士出身始能为官，这和宋代官、吏区别大为不同。第三是科举的流弊。宋元人对科举都有些批评，主要是指考试重记诵、诗赋，论说高阔、文学华美，但却是浮夸空文，成为无用空疏之学。这种虚诞的流弊每为学者们所不满，而对于蒙古务实、简朴的观念更是扞格不入。

科举的实施

从成吉思汗攻金，逐渐接触汉人及中国文化，到元仁宗实施科举，经过了百年之久，蒙古、色目人对中国文化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吸收，蒙古的选才用人方式也积存了不少弊端，而科举也是选才任官之法，又是由高知识分子中考选，似乎可尝试成制度化的新政策。元仁宗继位前久在汉地，结识许多儒士，以及蒙古汉学者，他本人颇受汉文化教养，于是和儒臣们商议确定了开科取士的科举。方法是每三年举办一次，第一年是乡试，在各行省和直属中书省的腹里各路举行，录取300人；第二年是会试，在首都京城举行，录取100人；接着是办理以皇帝名义的御试，只用来排列及第进士的名次。特别的是考试依蒙古、色目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来分配录取名额，乡试各取75名，会试各取25名。考试科目乡试与会试相同，右榜考经义、策论各一场，左榜则增考一场赋、诏等文章；御试就只考策论一场。比较起来，科目、内容、字数的要求上左榜都高于右榜，而且从人口比例而言，左榜族群远远超过右榜北族之人，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族群配额大有利于右榜，不和左榜士人竞争，但以考试内容（儒学）和语文（汉文）表达来看，反而都不利于右榜士人，这是显而易见的。为鼓励和提升文化水准，对蒙古政权而言分榜应是有其必要，只不过左榜名额也未免太少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