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的形式

中國以考試方式來選舉人才、出任官吏有長遠的歷史，但在七世紀之前還不是主要的方式。隋朝開始分科考試選舉人才，不過並沒有制度化。唐朝才開始將科舉制度化，一是以臨時需要而設置的「制舉」，如「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等名目的各科，一是每年定期的「常科」，如「明經」、「進士」等科，常科中的進士科漸受到重視。宋朝沿襲唐朝，更擴大了進士科的選舉人才，在320年間共錄取了39000多人，每榜平均人數有330人左右，是從唐到清代進士最多的時期。宋代進士及第後就立刻出任為官員，社會地位崇高，政治上出身又最為榮譽，他們都被看作「天子門生」，也深以此自負。遼朝契丹政權也為漢族士人設科舉，但統治的漢地小，漢族士人也較少，每榜進士平均不過41人左右。金代錄取漢人進士，平均每榜有134人左右，女真進士科更少，且施行時間較短。總之，金、宋的士人都全然接受科舉為選官最好的方式，看作是正途出身。

元代科舉的推遲

不論華北金代的儒士還是華南宋代的儒士，他們從開始就致力於爭取蒙古政權實行中國文化，所謂以漢法治國，而人才選任為官的科舉是漢法的正途。元代在窩闊台汗時有過「戊戌選士」來考選儒士任官，這不算是標準的科舉，但初步確立了儒戶，免得儒士流落、受驅使。即如忽必烈有龐大的儒士集團，也頗任用他們協助治國，卻也未接受科舉制度，直到元代中期的仁宗時，才確立了科舉制度。從太宗戊戌年（1238年）到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下詔行科舉，歷經爭取、辯論，其間推遲了76年之久。

元代科舉推遲這麼久的原因，大約有幾點可以說明：第一是文化的差異。蒙古本身沒有用文字考試作為決定任官人才標準的觀念，也懷疑是否能論述經典，能考試者，必然就是適用的優先人才？第二是蒙古任官治國有它的方法。如家世、身份可世襲任官，透過徵召、聘請等也可羅致人才，因此科舉似乎並非急需必行。再者儒學校每年可考選為吏員，地方官府也可自行召考吏員，吏員出身有才能都可循升為中、高級官員，並不講究進士出身始能為官，這和宋代官、吏區別大為不同。第三是科舉的流弊。宋元人對科舉都有些批評，主要是指考試重記誦、詩賦，論說高闊、文學華美，但卻是浮誇空文，成為無用空疏之學。這種虛誕的流弊每為學者們所不滿，而對於蒙古務實、簡樸的觀念更是扞格不入。

科舉的實施

從成吉思汗攻金，逐漸接觸漢人及中國文化，到元仁宗實施科舉，經過了百年之久，蒙古、色目人對中國文化也有了進一步的了解與吸收，蒙古的選才用人方式也積存了不少弊端，而科舉也是選才任官之法，又是由高知識分子中考選，似乎可嘗試成制度化的新政策。元仁宗繼位前久在漢地，結識許多儒士，以及蒙古漢學者，他本人頗受漢文化教養，於是和儒臣們商議確定了開科取士的科舉。方法是每三年舉辦一次，第一年是鄉試，在各行省和直屬中書省的腹裏各路舉行，錄取300人；第二年是會試，在首都京城舉行，錄取100人；接着是辦理以皇帝名義的御試，只用來排列及第進士的名次。特別的是考試依蒙古、色目為右榜，漢人、南人為左榜，來分配錄取名額，鄉試各取75名，會試各取25名。考試科目鄉試與會試相同，右榜考經義、策論各一場，左榜則增考一場賦、詔等文章；御試就只考策論一場。比較起來，科目、內容、字數的要求上左榜都高於右榜，而且從人口比例而言，左榜族群遠遠超過右榜北族之人，競爭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族群配額大有利於右榜，不和左榜士人競爭，但以考試內容（儒學）和語文（漢文）表達來看，反而都不利於右榜士人，這是顯而易見的。為鼓勵和提升文化水準，對蒙古政權而言分榜應是有其必要，只不過左榜名額也未免太少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