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十六国时期，北燕国王高云对身边两个侍卫最为信任，亦对这两人非常好，经常赏赐他们厚礼，但这两人贪得无厌，满口怨言，觉得燕王何德何能，为何总要向他下跪。最后两人持剑入宫，杀了燕王。这两位恩将仇报的侍卫，被世人评为缺德之人。缺德即是无道德。你又有否被人骂过无道德呢？究竟道德从可而来？道德和伦理是怎样关系？

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通过社会舆论、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别人的行为，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伦理属人际层面，涉及规范、制度、风俗，是社会对人的要求；道德属个人层面，着重个人行为的规范，涉及自我要求。道德是以伦理关系为基础。 中国一向崇尚儒家思想，儒家道德的教化就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准则，儒家伦理观念也成为道德的思想核心。古代通常用三纲五常、《三字经》等作为道德标准，来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

在古代中国，先贤把圣人的言论、所学汇集起来称之为经典，如早期由孔子、孟子讲学记录汇编而成的《论语》和《孟子》。之后亦出现许多传世经典，如战国时代荀子的著作，就是结合当时社会生活的实际，本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旨，对治国理政、人伦道德和礼仪文明作讨论。

自汉代以来，儒家文化一直是主流思想，儒家伦理观念也由此成为道德的思想核心。《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刘邦称帝后，大夫陆贾经常在刘邦面前称道《诗》、《书》的好处。刘邦觉得烦厌，反称自己靠武力得天下，用不着《诗》、《书》的道理。陆贾争辩说：得天下虽凭武力，但不能以武力治天下；儒家经典中的教化内容，才是治国的根本。陆贾是汉代第一位力倡儒学的思想家。汉朝建立之初，实行“黄老无为”之治，陆贾继承先秦儒家的教化思想，强调以仁义为本，以刑罚为用。

汉初，经历“文景之治”，社会经济有较大发展，但由于“无为而治”的政策比较放任，导致豪强兼并土地、王国势力坐大的情况非常严重，社会出现矛盾；同时，西北的匈奴族屡次入侵，威胁汉朝政权。因此，强化中央集权的管治成为当务之急。汉武帝时，研治《春秋》“公羊学”的董仲舒针对当时局势，继承并发展先秦儒家的思想，以及吸收汉初政客的治国主张，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社会教化伦理体系。

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观念，认为天具有道德意志，能透过各种异象指导人们的善恶，这是把伦理道德神圣及绝对化。同时，君主的重要职责是秉承天意，教化万民，使其遵循纲常伦理，最终成为善民。董仲舒亦认为要施行社会教化，必须依赖那些既掌握儒家治道，又具备道德修养的“经明行修”之士，把儒家的经学和道德观念作为做官的标准。董仲舒的思想主张，不仅确立了汉朝儒家独尊的地位，更有助推行社会教化政策。

唐朝建立后，儒家教化传统进一步发展。唐太宗确立“以文治国”的政策取向，崇儒学，施德治，行仁政，施教化，务使风俗淳厚。太宗令国子祭酒孔颖达负责编撰《五经正义》，作为各级官学的教科书，以及科举考试的范本；又命人刻印《开成石经》，总计儒学经典十二部，提高儒学的地位。随后，唐玄宗曾两度亲注《孝经》，并为其作序，强调“以孝治天下”的主旨，颁行天下。自太宗至玄宗期间，又根据儒家“三礼”制定《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等“唐礼”，从社会生活礼仪上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北宋建国后，宋太祖鉴于五代十国时期道德沦落，决心重建伦理纲常，主张“兴文教”，重用儒士。太宗又强调“文德致治”，官员任命必须通晓经籍、礼法和道义。真宗更亲率百官赴曲阜孔庙祭奠，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又命邢昺、孙奭等人校定《十三经正义》，颁行于学宫，作为法定的教科书。

宋代理学家阐发理与性、天与人的关系，强调“人伦者，天理也”。南宋理宗淳祐元年（ 1241 年），下诏确立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及朱熹为孔孟道统之后继，御制《道统十三赞》，标志着理学的官方地位。

明朝时，明太祖虽然出身卑微，但他并没有忽略社会教化，多番诏举儒士，建立儒学正统的管治形象，又于地方上恢复乡饮酒礼，以昭示贵贱尊卑的伦理道德。同时，太祖任命诸儒制定《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制》等十余种礼书，对当时传扬社会礼仪起了很大作用。他又集合儒臣编纂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几种儒家学说经籍，作为各级学校教材。

清初，统治者进一步彰显儒家教化的传统。顺治十四年（1657年），正式确立孔子“至圣先师”的尊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亲祭孔庙，行三跪九叩礼，自撰祝文和《过阙里诗》，亲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在大成殿上，定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以阐扬圣教，垂示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