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十六國時期，北燕國王高雲對身邊兩個侍衞最為信任，亦對這兩人非常好，經常賞賜他們厚禮，但這兩人貪得無厭，滿口怨言，覺得燕王何德何能，為何總要向他下跪。最後兩人持劍入宮，殺了燕王。這兩位恩將仇報的侍衞，被世人評為缺德之人。缺德即是無道德。你又有否被人罵過無道德呢？究竟道德從可而來？道德和倫理是怎樣關係？

道德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準則與規範，通過社會輿論、信念和傳統習慣來評價別人的行為，往往代表着社會的正面價值取向，具判斷行為正當與否的作用。倫理屬人際層面，涉及規範、制度、風俗，是社會對人的要求；道德屬個人層面，着重個人行為的規範，涉及自我要求。道德是以倫理關係為基礎。 中國一向崇尚儒家思想，儒家道德的教化就是中國傳統的道德準則，儒家倫理觀念也成為道德的思想核心。古代通常用三綱五常、《三字經》等作為道德標準，來規範人們的日常行為。

在古代中國，先賢把聖人的言論、所學匯集起來稱之為經典，如早期由孔子、孟子講學記錄匯編而成的《論語》和《孟子》。之後亦出現許多傳世經典，如戰國時代荀子的著作，就是結合當時社會生活的實際，本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宗旨，對治國理政、人倫道德和禮儀文明作討論。

自漢代以來，儒家文化一直是主流思想，儒家倫理觀念也由此成為道德的思想核心。《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記載，劉邦稱帝後，大夫陸賈經常在劉邦面前稱道《詩》、《書》的好處。劉邦覺得煩厭，反稱自己靠武力得天下，用不着《詩》、《書》的道理。陸賈爭辯說：得天下雖憑武力，但不能以武力治天下；儒家經典中的教化內容，才是治國的根本。陸賈是漢代第一位力倡儒學的思想家。漢朝建立之初，實行「黃老無為」之治，陸賈繼承先秦儒家的教化思想，強調以仁義為本，以刑罰為用。

漢初，經歷「文景之治」，社會經濟有較大發展，但由於「無為而治」的政策比較放任，導致豪強兼併土地、王國勢力坐大的情況非常嚴重，社會出現矛盾；同時，西北的匈奴族屢次入侵，威脅漢朝政權。因此，強化中央集權的管治成為當務之急。漢武帝時，研治《春秋》「公羊學」的董仲舒針對當時局勢，繼承並發展先秦儒家的思想，以及吸收漢初政客的治國主張，建立了一套嚴密的社會教化倫理體系。

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的觀念，認為天具有道德意志，能透過各種異象指導人們的善惡，這是把倫理道德神聖及絕對化。同時，君主的重要職責是秉承天意，教化萬民，使其遵循綱常倫理，最終成為善民。董仲舒亦認為要施行社會教化，必須依賴那些既掌握儒家治道，又具備道德修養的「經明行修」之士，把儒家的經學和道德觀念作為做官的標準。董仲舒的思想主張，不僅確立了漢朝儒家獨尊的地位，更有助推行社會教化政策。

唐朝建立後，儒家教化傳統進一步發展。唐太宗確立「以文治國」的政策取向，崇儒學，施德治，行仁政，施教化，務使風俗淳厚。太宗令國子祭酒孔穎達負責編撰《五經正義》，作為各級官學的教科書，以及科舉考試的範本；又命人刻印《開成石經》，總計儒學經典十二部，提高儒學的地位。隨後，唐玄宗曾兩度親注《孝經》，並為其作序，強調「以孝治天下」的主旨，頒行天下。自太宗至玄宗期間，又根據儒家「三禮」制定《貞觀禮》、《顯慶禮》、《開元禮》等「唐禮」，從社會生活禮儀上規範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北宋建國後，宋太祖鑑於五代十國時期道德淪落，決心重建倫理綱常，主張「興文教」，重用儒士。太宗又強調「文德致治」，官員任命必須通曉經籍、禮法和道義。真宗更親率百官赴曲阜孔廟祭奠，加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又命邢昺、孫奭等人校定《十三經正義》，頒行於學宮，作為法定的教科書。

宋代理學家闡發理與性、天與人的關係，強調「人倫者，天理也」。南宋理宗淳祐元年（ 1241 年），下詔確立理學家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及朱熹為孔孟道統之後繼，御制《道統十三贊》，標誌着理學的官方地位。

明朝時，明太祖雖然出身卑微，但他並沒有忽略社會教化，多番詔舉儒士，建立儒學正統的管治形象，又於地方上恢復鄉飲酒禮，以昭示貴賤尊卑的倫理道德。同時，太祖任命諸儒制定《大明集禮》、《洪武禮制》、《禮儀定制》等十餘種禮書，對當時傳揚社會禮儀起了很大作用。他又集合儒臣編纂了《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幾種儒家學說經籍，作為各級學校教材。

清初，統治者進一步彰顯儒家教化的傳統。順治十四年（1657年），正式確立孔子「至聖先師」的尊稱。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親祭孔廟，行三跪九叩禮，自撰祝文和《過闕里詩》，親書「萬世師表」匾額，懸掛在大成殿上，定八月二十七日為孔子誕辰，以闡揚聖教，垂示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