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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子史地之学在元代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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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云楼藏书:易学启蒙不分卷,宋朱熹撰,元黄瑞节附录。(图片提供:刘建华/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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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笼罩下的经学

经学是两汉以下知识分子为学的基础,也是儒学研习的主要内容。元代因朱子学为主流,四书驾凌经学成为新宠,但经学仍是传统修习的要务,然而历代至今对元代经学的评价不高也未加注意,主要是因经学多依程朱之学加以阐发、补述,似无高见创新之故,因此研究甚少,还不能知道究竟。又因元代时间较短,加上著作流传也较少,缺乏详情难以讨论。元代经学大体上是守师传、阐明心得,并非全因袭程朱之说而不移,除多数程朱学派的大儒之外,仍有些独立的经学大师,如黄泽通五经,考论精审;俞琰博学,通古今注疏;吴澄博通诸经,调和朱陆。

 

北族研习儒学者不在少数,以经学成就称著的则少见,如女真族纥石烈希元、西域人余阙都曾对《易》著说;蒙古人保八有四五种《易》学作品;阿拉伯人赡思,博学通经,对《四书》、《五经》、《老庄》都有论著,而专长于《易》学。另外有脱脱、不里牙敦二人对《太常礼》的著述。文学家贯云石有为小皇子教学《孝经》的注释本,他说孝的基础是“爱”,而孝顺的“顺”不是顺从、顺服之意,应是指“和顺”的家庭关系,这确实和汉人传统的观念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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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阙像,《古圣贤像传略》(共十六卷),清代顾沅辑录、孔莲卿绘,清道光十年刊本。(图片提供:孔莲卿/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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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和农医之学

传统的学术及图书分类概略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即由五经到十三经,也是儒学的根基;集部可看作文学类;史部为历史、地理、制度等;子部是诸子百家各种,佛、道的教门人物是主要代表,其他各别专门之学如医学、艺术、科技等都归属于子部之学。郭守敬是著名的元代天文学家,曾任职掌管天文历法的太史院、司天监,创制十二种天文观测器,又在全国分设廿七个观测站,和数学家王恂等人造《授时历》,测定和发现的恒星达二千五百多颗,可说是世界天文史上的重要学者。西域人札马鲁丁引入伊斯兰文化的天文历法,任职回回司天监,创制七件天文仪,是当时欧、亚最先进的仪器,如地球仪就改正了传统天圆地方的错误,他也编写出《万年历》(回回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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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郭守敬所创的《授时历》,北京首都博物馆藏品。(图片提供:樊甲山/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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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农业知识和技术的有《农桑辑要》,由官方编成的这部农书,总结元代以前北方农业经验和新增作物的栽培技术。王桢作《农书》,主要强调生产工具;畏吾儿人鲁明善作《农桑衣食撮要》,规划按月安排的农作活动,这些都很有实用特色。在医学方面素为元朝廷所重,中央设太医院,其下又设专管回回医药的广惠司,地方上普设医学学校(三皇庙学),医学应相当发达。中医学上有所谓金元四大家,在元代就有李杲、朱震亨两位名家,他们著有专门医学数种。另外有受学于名医张元素、李杲的王好古,他主张温养医药;窦默为儒士,他和滑寿都是针灸医家;长于外科的有齐德之和危亦林,尤其后者著书记录世界最早的全身麻醉药物,以及悬吊法复健脊椎等。西域人萨德弥实考定药方,有《瑞竹堂经验方》医书,流传至今;西域忽思慧任职饮膳太医,他以医方和食物编成食疗及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是实用又有趣的中、西医食文化书籍,也流传至今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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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书》,清乾隆活字本,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品。(图片提供:海峰/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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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史书

《蒙古秘史》又称为《元朝秘史》,原书是已佚的畏吾儿体蒙古文写成,今所见的是明初翰林翻译员用汉字音写蒙古语,逐词句加旁注,并分段再节译的汉字蒙音本。它大约写成于蒙哥汗即位的第二年,记载成吉思汗之前第廿二代祖先开始,敍述蒙古各部、氏族的形成和发展;成吉思汗的创业及建立帝国;西向、南向的征服扩张;以及极少部分的窝阔台汗时代。这是蒙古早期历史最重要的史籍,其中还有关于制度、社会、文化、思想方面的内容,全书用口语白话的形式述事,读来像具有民族特色的民间文学作品。

 

吐蕃藏族公哥朵儿只在元末时写成《红册》全书,记印度、汉地古代史;蒙古元朝史;还有包括吐蕃历史及各族教派简史的西藏史。关于蒙元史部分,作者参考了宫廷密藏的蒙古史官记作。元朝采用中国的史官制度,不过除汉人史官外,又另设有蒙古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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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为清光绪叶氏观古堂据影抄元足本刊版本的《元朝秘史》,此书原名《蒙古秘史》,是蒙古族第一部历史和文学著作,记载蒙古族自起源直至1240年间的历史,成书于十三世纪中叶。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品。(图片提供:孔兰平/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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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金三史

元初元好问和王鹗都曾有意修金代史,并搜集、记作相关资料。蒙古朝廷采用传统的史官制度,修纂各朝实录,以及搜罗前代的修史资料,但修前代的宋、辽、金三史是在元末顺帝时才积极完成。当时对修三史的体例有不少争议,在监修宰相脱脱主持下,决定三史分别独立修成,又以三朝代各自为正统,这是有意义并实际的看法,而参与修史是集各族群共同的努力,也是修前朝代史这一传统的实践。

 

南宋遗民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释,他对这部通史名著作精细的考证和疏通,也将他的史观和遗民心思籍此表现。另一遗民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分门别类地编写典章制度通史,以各种史料的“文”和议论奏章的“献”来著述,同时也有考辩及表达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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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文献通考》,明代嘉靖三年刻本,中国书院博物馆展品。(图片提供:刘朔/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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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志和地图

西域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建议忽必烈汗编纂全国的地理志,于是修成包含中国和西域地区的《大元大一统志》。志书有彩绘的全国总图和地方小图,非常讲究,但这一千三百卷的大部头书多散失不全,今天只有极少部可见。地方志留存很少,著名的如金陵、昆山、镇江、四明、南海等方志极有价值。地理上探寻黄河源是件大事,忽必烈汗命女真人都实西行探河源,后来潘昂霄根据探勘敍述作《河源志》。正一教道士朱思本亲去中南部、华北、华东各地代大汗祭山河,借此绘制长宽七尺的《舆地图》,用传统“计里画方”法绘出元朝全国地图,所标示的河源和今天的考查结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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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里画方”

中国古代一种按比例尺绘制地图的方法。计里画方是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之网格,每个正方格网覆盖在所绘之图上,透过此固定的网格长度,计算出距离,有如比例尺之功用。现存中国古代舆图中最早明确用“计里画方”绘制的是保存在陕西省博物馆和江苏省镇江市博物馆的碑刻《禹迹图》,刻石的时间分别为刘豫阜昌七年(1136年)和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这套绘制地图方法一直沿用到明末清初。

西域诗人迺贤,遍游河北、河南,作出附有古史、地考定的游记《河朔访古记》,惜今天残存甚少。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汪大渊,将所见东南、西南亚、印度洋、东北非洲各地著作《岛夷志略》,但前面二条却记了澎湖、台湾(琉球)的中国领土。奉使到柬埔寨且居留一年多的周达观,他著《真腊风土记》,写吴哥盛世时代的风俗、生活文物等,是那个时期极难得的记载。越南人黎崱随军降元而入中国,著《安南志略》,是部越南的史志书,以及中越关系简史,也可说是自古到元朝时最早的一本越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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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夷志略》,元代汪大渊著,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图片提供:尤亚辉/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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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载日期:
2024年01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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