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与喇嘛教的关系

成吉思汗时代知道的西藏地方是从对藏獒（吐蕃的狗，吐蕃或土番读音是“土播”）的了解，以及出征西夏时接触而来。窝阔台汗时，皇子阔端派兵镇服藏地，并奉萨迦派法主为上师，是蒙古权贵第一位信奉藏传佛教的人。贵由汗时曾奉藏传佛教的克什米尔高僧那摩为师，他在蒙哥汗时被奉为国师，并总管天下佛教。忽必烈继为大汗时，奉萨迦派的八思巴（圣者的意思）为国师，大汗也受了法戒又奉为帝师，同时设立宣政院来管理土番及天下佛教，八思巴成为西藏地方集政、教大权的法王。他还有重要的贡献，是创造了蒙古新字，又称为八思巴文。这是在藏文（印度梵文系统而来）字母的基础上创建的拼音文字，可以拼写多种语文，包括蒙古、汉、回纥等语文，元朝的“国书”公文规定用这种文字，但因书写繁复，元朝以后就不再流传。不过今天还能看到几十件八思巴文的遗迹。

喇嘛的原意是“上师”，如同汉语说的“和尚”，是种尊称，藏传佛教总不能说成和尚教吧？但藏语称喇嘛就讹转为喇嘛教，似乎已约定成俗了。藏传佛教显、密宗兼修，也有几个支派法宗，它和西藏原生的本土宗教“苯”已有混杂，苯教就是泛灵信仰萨满教之类。

帝师与国师

元朝大汗、宗王崇奉藏传佛教，礼尊为帝师、国师封号，有帝师号的共十四位之多，有国师号的十位，其中也有帝师兼国师的如八思巴，另外还有些受供奉的喇嘛。帝师地位最高，为大汗之师，传法戒、行灌顶，作佛事、祈国福，统领天下佛教，领宣政院和西藏，对于朝政、皇室都有相当的影响。因佛教的兴盛起着作用，而相对地增加财政开支。有些喇嘛违纪不法，骄横扰民，秽乱宫廷，造成社会观感极坏，所谓“西番僧”的恶名由此而来。在元朝藏传佛教受到的注目要高过于其他宗教。

汉传佛教的禅宗

中土的汉传佛教早有长远的发展，唐宋以来已是社会颇普遍的信仰，佛学林立的宗派，相互争胜不已。大体上以禅、教、律三大宗流衍各支宗系，其中以禅宗的临济、曹洞为盛。元代临济宗的海云法师被视为正宗，成吉思汗曾传旨说海云和他的师父都是“告天的人”，当作是汉人的最高萨满。他和蒙古权贵关系颇好，乘机建议推行儒家的“佛法”，对于当时华北的治理有些助益，被封为国师，他的弟子刘秉忠也投入这种缘分之中，成为忽必烈的得力顾问。华南禅宗都属临济宗，有依朝廷发展的，也有在山林居息或社会中传法，和朝廷关系较疏远，其宗教和禅学较华北为高深及盛行，如明本禅师提出禅净一致观的实践，以及密（藏传佛教）、教、禅、律四宗共传“一佛之旨”的论说。

曹洞禅宗在华北以金元之际的万松行秀禅师最著名，他精通三教，又以评唱公案为特色，著作和弟子都多。弟子中雪庭（福裕）曾整修祖庭嵩山少林寺，又两次参与和道教师的论辩得胜，俗弟子是著名的耶律楚材。雪庭如同刘秉忠，在蒙古初期争取权贵施行汉法，对治理华北有很大贡献。北曹洞以少林寺为传法修行的中心，南曹洞著名的禅师有海外传法的特色，如东明禅师受聘于日本各大寺传法，开创日本东明派禅宗；云外禅师阐扬佛学，吸引海外人士前来参禅，他的弟子东陵师也去日本弘法，开创东陵派禅宗，颇受日本权贵崇敬。

弥陀出世的白莲教

元末时有白莲教徒韩山童、刘福通等起兵反抗，建立政权，虽然以失败收场，但明太祖朱元璋既曾经出家为和尚，又加入白莲教徒郭子兴的反抗军，后来建国号大明，也和韩山童提出的“明王出世”有关。以明王指阿弥陀佛不止是白莲教，密宗就有“不动明王”，而韩山童、韩林儿父子都自认他们是代表明王，弥陀和弥勒佛都是白莲教共同信仰的佛。白莲教虽渊源于佛教的净土宗，但这个新兴宗教创立于南宋初时，稍早时还有白云宗，他们都曾被看作是佛教异端，称之为“吃菜事魔”之教。

虽然蒙古宽容各宗教，但反抗政府就称为借宗教作乱的妖贼，于是有平乱禁教的措施，后若经疏通又可开禁，尤其要有权贵的协助始能达成复教。白莲教在元朝曾经历过禁教，但又再度复教，也有限制过佛事的活动，到元末时社会大动乱，白莲教反抗的旗号已不是朝廷可以禁绝的了。元代时白莲教虽不是鼎盛的佛教，民间信仰者却颇有人众，而且还传播到高丽和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