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的传统

元代是游牧的蒙古族统治中国的时代，由于大蒙古帝国的形成，接触并容纳了多民族，以及这些民族的各种文化，并不限于中国主流的汉文化，从而构成了色彩缤纷的文化国度。蒙古族来自北方草原，在他们生聚之地有本身的游牧文化，这是自古以来生活于这地区的各民族共同形成的文化圈。大约距今三千年，北方草原的各族群渐形成了游牧生活，草原文化的传统就从此开始萌芽衍生。

在生活实践中，人们受到环境影响，有意或无意间经人为加工形成了文化，环境是文化生成主要的土壤。可以说这种原生文化是基础，而后有发展与变迁，如同有机体的兴衰起灭。草原的原生文化根基是出于适应并维护自然环境的生活经验，包括气候、地理、生物等的适应，求取生存和生活。游牧原生文化的特色，早在《史记‧匈奴传》中有概括的描写，如生态环境，随水草迁徙，射猎、畜牧生活，衣、食、住、行，习俗，无文字，称名不称姓，攻战本性，收继婚俗等等。往后史书上记载的游牧民族大体上都是这样的文化，这就是形成的草原文化传统。在《礼记‧王制》中也早说明了因自然环境不同，各地族群在生活、器物、性格、喜好上都有所不同，这也说明四方各地族群本有着不同的文化。

在苍茫的草原，山林、河湖、沙碛分布其间，原生文化代代相传，是朴实无文饰的生活技术与观念，各族群各方面的交流，积累文化的内涵。但基于原生文化的传统，仍看重实用性文化，也可以说有较浓厚的工具及功能性质，在我们看来好像相当浅薄似的；其实农耕文明也相当重视实用性。

草原的交流

草原大地孕育了多种族群，族群间有自然的交流契机，各种原因造成的迁徙、活动，文化得以交流。我们从考古发掘中可看到不同的文化类型，彼此间的文化关系得以呈现。贸易交换，战争征服，加入部族联盟等，都是形成文化交流的主要原因。从文献记载又可得知族群未必始终生聚于一个地区，他们会流动迁徙，在这过程中会受到不同地区族群文化的影响，应是可以理解的。考古和文献记载的族群迁徙，往往得知的是生活文化中的片断或零星的文化交流，影响较大层面的文化还是草原中强权势力的文化，如匈奴帝国对其他臣属族群的影响，包括部族联盟政权主体、军事制度、政治组织、多元文化观等。在匈奴之后的强权势力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等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北方民族也都能模仿、吸收这些强权的文化，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像军队编组的百户、千户、万户制就是匈奴以来的传统，都为往后所采用，毕竟是因为他们的原文化都处于同一文化圈之故。换言之，游牧文化的传统在草原中嬗递，后继者可以承袭、复兴、再生，当然也可能有所变迁与创新。

扩张而导致的文化来源

铁木真的乞颜部兴起后，先统一了大漠南、北，称汗建国，继续征服扩张，突破了草原世界的范围，接触的文化也不再局限于游牧文化。三次的大西征，有纳入西域文化，这是草原游牧文化及绿洲城市文化，以及波斯、伊斯兰文化成分，例如初创的蒙古文就是畏兀儿人（又称畏吾儿人，现今称维吾尔人）用回鹘字母拼写而来；伊斯兰的历法、宗教等也为蒙古人所吸收使用。本来欧亚草原的横亘，东西方早有往来交流，文化传播也未中止。不过，蒙古往西扩张超越了此前任何时代，又以跨欧亚大帝国之姿，使西方文化更容易进入中国。东方的扩张，有承袭唐代农业文明的渤海、高丽文化；南方的扩张，先汲取了采自北宋的金代文化，继之又融入了南宋的正统汉文化。但我们也不要忘了吐蕃文化在宗教和新文字所产生的影响。由于扩张，使得被征服地方的文化都因之投入了元代时的中国。

元朝的文化态度

蒙古族掌控元朝政权，但国家的政策和治理，许多地方都要依赖多数人口的汉族，尤其在较薄弱的几个方面，如文化、教育方面最为显著。蒙古草原文化的局限不足以支撑整个大元帝国，国家统治核心面对各种文化，产生要如何取舍的问题？又如何来拟定文化政策？以及其他相关问题，都以朝廷对文化的观念及态度为基础。蒙古原生文化观念有萨满的泛灵信仰，因而尊重各种神灵，具包容特性，也就包容了各种文化；再加上没有特殊的意识形态，文化发展自由度高。文化就在于生活之中，倾向于朴素务实，并不偏好深奥高论或虚华空言，但不妨碍对感性、新奇的文化兴趣。这种开阔的态度，让各种文化得以有各自滋长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