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的傳統

元代是游牧的蒙古族統治中國的時代，由於大蒙古帝國的形成，接觸並容納了多民族，以及這些民族的各種文化，並不限於中國主流的漢文化，從而構成了色彩繽紛的文化國度。蒙古族來自北方草原，在他們生聚之地有本身的游牧文化，這是自古以來生活於這地區的各民族共同形成的文化圈。大約距今三千年，北方草原的各族群漸形成了游牧生活，草原文化的傳統就從此開始萌芽衍生。

在生活實踐中，人們受到環境影響，有意或無意間經人為加工形成了文化，環境是文化生成主要的土壤。可以說這種原生文化是基礎，而後有發展與變遷，如同有機體的興衰起滅。草原的原生文化根基是出於適應並維護自然環境的生活經驗，包括氣候、地理、生物等的適應，求取生存和生活。游牧原生文化的特色，早在《史記‧匈奴傳》中有概括的描寫，如生態環境，隨水草遷徙，射獵、畜牧生活，衣、食、住、行，習俗，無文字，稱名不稱姓，攻戰本性，收繼婚俗等等。往後史書上記載的游牧民族大體上都是這樣的文化，這就是形成的草原文化傳統。在《禮記‧王制》中也早說明了因自然環境不同，各地族群在生活、器物、性格、喜好上都有所不同，這也說明四方各地族群本有着不同的文化。

在蒼茫的草原，山林、河湖、沙磧分布其間，原生文化代代相傳，是樸實無文飾的生活技術與觀念，各族群各方面的交流，積累文化的內涵。但基於原生文化的傳統，仍看重實用性文化，也可以說有較濃厚的工具及功能性質，在我們看來好像相當淺薄似的；其實農耕文明也相當重視實用性。

草原的交流

草原大地孕育了多種族群，族群間有自然的交流契機，各種原因造成的遷徙、活動，文化得以交流。我們從考古發掘中可看到不同的文化類型，彼此間的文化關係得以呈現。貿易交換，戰爭征服，加入部族聯盟等，都是形成文化交流的主要原因。從文獻記載又可得知族群未必始終生聚於一個地區，他們會流動遷徙，在這過程中會受到不同地區族群文化的影響，應是可以理解的。考古和文獻記載的族群遷徙，往往得知的是生活文化中的片斷或零星的文化交流，影響較大層面的文化還是草原中強權勢力的文化，如匈奴帝國對其他臣屬族群的影響，包括部族聯盟政權主體、軍事制度、政治組織、多元文化觀等。在匈奴之後的強權勢力鮮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等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北方民族也都能模仿、吸收這些強權的文化，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像軍隊編組的百戶、千戶、萬戶制就是匈奴以來的傳統，都為往後所採用，畢竟是因為他們的原文化都處於同一文化圈之故。換言之，游牧文化的傳統在草原中嬗遞，後繼者可以承襲、復興、再生，當然也可能有所變遷與創新。

擴張而導致的文化來源

鐵木真的乞顏部興起後，先統一了大漠南、北，稱汗建國，繼續征服擴張，突破了草原世界的範圍，接觸的文化也不再局限於游牧文化。三次的大西征，有納入西域文化，這是草原游牧文化及綠洲城市文化，以及波斯、伊斯蘭文化成分，例如初創的蒙古文就是畏兀兒人（又稱畏吾兒人，現今稱維吾爾人）用回鶻字母拼寫而來；伊斯蘭的曆法、宗教等也為蒙古人所吸收使用。本來歐亞草原的橫亙，東西方早有往來交流，文化傳播也未中止。不過，蒙古往西擴張超越了此前任何時代，又以跨歐亞大帝國之姿，使西方文化更容易進入中國。東方的擴張，有承襲唐代農業文明的渤海、高麗文化；南方的擴張，先汲取了採自北宋的金代文化，繼之又融入了南宋的正統漢文化。但我們也不要忘了吐蕃文化在宗教和新文字所產生的影響。由於擴張，使得被征服地方的文化都因之投入了元代時的中國。

元朝的文化態度

蒙古族掌控元朝政權，但國家的政策和治理，許多地方都要依賴多數人口的漢族，尤其在較薄弱的幾個方面，如文化、教育方面最為顯著。蒙古草原文化的局限不足以支撐整個大元帝國，國家統治核心面對各種文化，產生要如何取捨的問題？又如何來擬定文化政策？以及其他相關問題，都以朝廷對文化的觀念及態度為基礎。蒙古原生文化觀念有薩滿的泛靈信仰，因而尊重各種神靈，具包容特性，也就包容了各種文化；再加上沒有特殊的意識形態，文化發展自由度高。文化就在於生活之中，傾向於樸素務實，並不偏好深奧高論或虛華空言，但不妨礙對感性、新奇的文化興趣。這種開闊的態度，讓各種文化得以有各自滋長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