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这个字，最早出现在《庄子‧盗跖》中，“侠人之勇力而以为威强”，《吕氏春秋》也有“安壮养侠”的文句，从这两处的运用上，可以得知早在战国时期，已经有“侠”字。“侠人”的解说，殊难论定，在这里，“侠”可通“挟”，即“挟持”的意思，但“挟持”必须仰赖勇力，也可指称用勇力挟持他人的人，既指一种行为模式，也兼指行动的人。《吕氏春秋》以“侠”和“壮”对举，就是专指“人”而言。

从中文的造字原理上说，“侠”字的字形“从人从夹”，是个会意兼形声的字，主要是从“夹”字立意。从负面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以力挟人”，以勇力逼迫人就范；但从正面的角度来说，“夹”有“夹辅”、“帮助”的意思，也可以用勇力来帮助人。所以，在中国的“侠文化”中，“侠”其实本身兼具着正负两方面的意涵，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这正显示出侠在后来纠结于不同形象之间发展的趋势。

许慎《说文解字》解说“侠”字，说“侠，俜也。从人夹声”，而又说“甹，侠也。三辅谓轻财者为甹”，则是另从“侠”的行事特点，“轻财”或“轻生”着眼，这也是汉代人对“侠”的最普遍认识。许慎举长安地区（三辅）的用法为例，事实上，汉代被称为“侠”的人，最显著的特征是“轻财”，如朱家的“振人不赡”、“家无余财”；剧孟死时，“家无余十金之财”；郭解的“厚施而薄望”，都是“仗义疏财”。

“侠”既可以视钱财为身外之物而“轻财”，自然也可能在某种情况下看淡自己的生命。段玉裁补充许慎的不足，说“今人谓轻生曰甹命”，的确也掌握到“侠”的本质。司马迁说“游侠”、“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郭解“以躯借交报仇”，也正指出这个特色。

“仗义疏财”必定须先有个“有财可疏”的前提，游侠基本上处于社会的底层，既不仕官，也不从商，再加上“士穷窘而得委命”，顺风而呼，附翼者众，如何得有如此庞大的资源来支应？势必不得不别有生财之道，甚至铤而走险。如郭解的“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就难免触犯当代的法律，所谓“扞当世之文罔”，正指此而言。

汉初郡国多游侠之士，司马迁曾分析其原因，认为“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非常清楚地指出“经济”对侠客的重要。这不但是侠客赖以结纳各方豪杰的根本，有财富才会有人附翼，才能形成一方的庞大势力，但是，也正因为财力加上势力形成的影响力，使得侠客成为当权掌政者最忌惮的对象。

秦、汉两朝，都有“徙豪”的政策，将盘踞于各个地方的豪杰之士，以各种名目强迫迁徙到朝廷容易看管约束的地方，而其定位的标准，就是财富的多寡。汉武帝时是家财三百万钱以上，汉成帝时则是五百万钱。所谓的“豪杰”，也可能包括了高门贵族在内，不全是侠客，但很显然地侠客最令人忌弹，因此便往往成为首要的开铡对象。所以汉武帝下令徙豪的时候，郭解因为家贫，本不在名单内，甚至连大将军卫青都为他辩白，但汉武帝却认为，“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还是被强行纳入名单之中。

侠客本身注定存在悲剧。就法律而言，侠客是站在法律的对立面，无论是聚敛财富的手段，或是结豪杰、纳私交的作为、以私人勇力代行公权力，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班固说得很明白，“开国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国不专杀”，岂容得下“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的侠客？郭解最终的命运，是全家被汉武帝诛杀，其导因是因为有儒生批评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就遭到郭解的仰慕者所杀。事实上，郭解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更非其指使或怂恿，案情本来非常明朗，但当时的御史大夫公孙弘竟然以“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的理由，“族诛”了郭解。功高足以震主，势大足以陵上，专制帝王的卧榻之畔，又岂容得侠客酣睡？

但是，就草野民间而言，侠客的存在，却不啻是人民的福音，甚至可视为救星。荀悦曾说，“三游（游侠、游说、游行）之作，生于季世”，所谓“季世”，就是“乱世”。其实不但是在乱世之际，原本足以维持社会起码稳定秩序的法律，已经失去其应有的效能，仗义而行的侠客，有时是无依无告的人民唯一的期待和倚靠；就是所谓“承平”的时期，由于法律疏漏、贪官污吏横行、土豪劣绅盘剥，许多受到凌虐、欺压的老百姓，无处可以伸冤、诉苦，有侠客为他们挺身而出，一吐积怨，当然会受到百姓的欢迎和拥戴。

因此，从字义上说，“侠”既可以勇力威逼于人，也可以勇力夹辅于人；既因其行事往往挑战到法律的威权，故往往成为掌权者猜忌、镇压的对象，常带有浓厚的悲剧性，但又可以在乱世的时候，隐然成为一般平民百姓景仰、托付的英雄人物。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自然就有不同的评价，这就造成了“侠”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