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這個字，最早出現在《莊子‧盜跖》中，「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呂氏春秋》也有「安壯養俠」的文句，從這兩處的運用上，可以得知早在戰國時期，已經有「俠」字。「俠人」的解說，殊難論定，在這裏，「俠」可通「挾」，即「挾持」的意思，但「挾持」必須仰賴勇力，也可指稱用勇力挾持他人的人，既指一種行為模式，也兼指行動的人。《呂氏春秋》以「俠」和「壯」對舉，就是專指「人」而言。

從中文的造字原理上說，「俠」字的字形「从人从夾」，是個會意兼形聲的字，主要是從「夾」字立意。從負面的角度來說，可以說是「以力挾人」，以勇力逼迫人就範；但從正面的角度來說，「夾」有「夾輔」、「幫助」的意思，也可以用勇力來幫助人。所以，在中國的「俠文化」中，「俠」其實本身兼具着正負兩方面的意涵，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這正顯示出俠在後來糾結於不同形象之間發展的趨勢。

許慎《說文解字》解說「俠」字，說「俠，俜也。从人夾聲」，而又說「甹，俠也。三輔謂輕財者為甹」，則是另從「俠」的行事特點，「輕財」或「輕生」着眼，這也是漢代人對「俠」的最普遍認識。許慎舉長安地區（三輔）的用法為例，事實上，漢代被稱為「俠」的人，最顯著的特徵是「輕財」，如朱家的「振人不贍」、「家無餘財」；劇孟死時，「家無餘十金之財」；郭解的「厚施而薄望」，都是「仗義疏財」。

「俠」既可以視錢財為身外之物而「輕財」，自然也可能在某種情況下看淡自己的生命。段玉裁補充許慎的不足，說「今人謂輕生曰甹命」，的確也掌握到「俠」的本質。司馬遷說「游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郭解「以軀借交報仇」，也正指出這個特色。

「仗義疏財」必定須先有個「有財可疏」的前提，游俠基本上處於社會的底層，既不仕官，也不從商，再加上「士窮窘而得委命」，順風而呼，附翼者眾，如何得有如此龐大的資源來支應？勢必不得不別有生財之道，甚至鋌而走險。如郭解的「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就難免觸犯當代的法律，所謂「扞當世之文罔」，正指此而言。

漢初郡國多游俠之士，司馬遷曾分析其原因，認為「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非常清楚地指出「經濟」對俠客的重要。這不但是俠客賴以結納各方豪傑的根本，有財富才會有人附翼，才能形成一方的龐大勢力，但是，也正因為財力加上勢力形成的影響力，使得俠客成為當權掌政者最忌憚的對象。

秦、漢兩朝，都有「徙豪」的政策，將盤踞於各個地方的豪傑之士，以各種名目強迫遷徙到朝廷容易看管約束的地方，而其定位的標準，就是財富的多寡。漢武帝時是家財三百萬錢以上，漢成帝時則是五百萬錢。所謂的「豪傑」，也可能包括了高門貴族在內，不全是俠客，但很顯然地俠客最令人忌彈，因此便往往成為首要的開鍘對象。所以漢武帝下令徙豪的時候，郭解因為家貧，本不在名單內，甚至連大將軍衞青都為他辯白，但漢武帝卻認為，「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還是被強行納入名單之中。

俠客本身注定存在悲劇。就法律而言，俠客是站在法律的對立面，無論是聚斂財富的手段，或是結豪傑、納私交的作為、以私人勇力代行公權力，都是法律所不允許。班固說得很明白，「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國不專殺」，豈容得下「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的俠客？郭解最終的命運，是全家被漢武帝誅殺，其導因是因為有儒生批評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就遭到郭解的仰慕者所殺。事實上，郭解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更非其指使或慫恿，案情本來非常明朗，但當時的御史大夫公孫弘竟然以「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眥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的理由，「族誅」了郭解。功高足以震主，勢大足以陵上，專制帝王的臥榻之畔，又豈容得俠客酣睡？

但是，就草野民間而言，俠客的存在，卻不啻是人民的福音，甚至可視為救星。荀悅曾說，「三游（游俠、游說、游行）之作，生於季世」，所謂「季世」，就是「亂世」。其實不但是在亂世之際，原本足以維持社會起碼穩定秩序的法律，已經失去其應有的效能，仗義而行的俠客，有時是無依無告的人民唯一的期待和倚靠；就是所謂「承平」的時期，由於法律疏漏、貪官污吏橫行、土豪劣紳盤剝，許多受到凌虐、欺壓的老百姓，無處可以伸冤、訴苦，有俠客為他們挺身而出，一吐積怨，當然會受到百姓的歡迎和擁戴。

因此，從字義上說，「俠」既可以勇力威逼於人，也可以勇力夾輔於人；既因其行事往往挑戰到法律的威權，故往往成為掌權者猜忌、鎮壓的對象，常帶有濃厚的悲劇性，但又可以在亂世的時候，隱然成為一般平民百姓景仰、託付的英雄人物。從不同的角度切入，自然就有不同的評價，這就造成了「俠」在中國歷史上的不同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