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大宗师

1252年，元代名士张德辉和元好问北上见忽必烈，当时忽必烈受宪宗命驻于内蒙，总领漠南汉地军国事，直接掌握了汉地的治理大权。张、元二人本着过去儒士争取蒙古大汗及亲贵的作法，奉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也有意结交儒士为他服务，遂慨然允诺，成为儒教的保护者。张德辉在此前的1247年已去和林都城见过忽必烈，他宣扬孔子圣人之道，并说若能行圣人之道也就是圣人了，鼓励忽必烈作为当今圣人，又在和林举行祭孔礼，这是继王鹗之后再次在蒙古都城举行的儒家大礼。忽必烈又问他说：是否辽朝因信奉佛教而导致毁废，金朝则因尊崇儒术以至于衰亡？他的回答是：辽朝的情形并不清楚，但金朝决非如此，其败亡另有原因，不是儒臣的责任。忽必烈的疑惑因之而解。

儒学人才的集结

蒙古攻金到金亡后，华北儒士或在蒙古、汉人统领的区域任官，或者在民间教学、生活。攻宋开始又有南方儒士加入，但都散处在各地、各单位中，没有形成集中的结合。蒙古的征服，较倾向于用各种人才作为统治的需要，似乎并不期望他们作为国家的规划师，或者军国大政的执行者。对待儒士看作为技术官僚、顾问，甚至是萨满，而忽必烈则稍作了修改及补充。金亡后的七八年，忽必烈亲自接触到几位儒士，如精于医学的许国桢、翻译并教学儒家经典的赵璧、博学如萨满的刘秉忠，旧有的侍卫如董文用等，他们都乘机讲述儒学的道理，加上1244年，金末状元王鹗受聘见忽必烈，他讲解《孝经》、《尚书》、《周易》及齐家治国、古今事变等，又请忽必烈举办祭孔大典，这些都鼓舞了忽必烈的雄心壮志，开始集结天下人才。

忽必烈的企图心给儒士们带来新希望，似乎成为众望所归之处，如张德辉和元好问二人的行动就是很好的例子。儒士们相互推荐、援引，使地方汉人势力及其内的儒士，都渐渐集结在忽必烈的旗帜之下，形成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团体，以及他拥有的武装势力。在其中也有少数北族人士，如忽必烈称为“贤人”的木华黎国王后代乃燕，忽必烈称为“廉孟子”的西域人廉希宪，他们多是倾向汉化之人。

忽必烈的文化态度

忽必烈得到蒙古、西域和汉人集团的大力支持而取获皇位，汉人自然应受到重用，随着实行中国制度的汉法，以及儒学也应得到施行和发展。但自成吉思汗以来，概括为南、北二元化的制度与文化始终存在，当时是以北方为主，南方接触极少。到太宗窝阔台征服华北，南方的中国文化骤然加重。与时推移，当忽必烈灭南宋统一中国，而由北族来治理全中国，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时代。在忽必烈之前累积的经验恐怕还是被承继下来，只不过层面更广，内容更为丰富，可说仍是二元化杂糅的原则与样貌，呈现出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多样复合体。尤其是对南方的中国文化，采用许多典章制度，传统的礼仪教化，又尊崇理学，使北族人士学习儒学教育等，看来是颇为汉化的。北方的文化在礼仪、制度各方面同样有相当的保留，至于在权势、利益上，更是采蒙古至上主义。元代末年有儒士说元朝基本上是“内北国而外中国”，由这话可见一斑。忽必烈参酌前几位帝王的治国方式，整理旧法及制定新法，完成治理中国的模式，为后代所遵循。这背后都有着他的文化态度，那就是兼容并蓄、二元杂糅，各从本俗。

儒学的场域

对于儒学的发展具有功能的“地方”就是它的场域，主要是制度方面的作用。例如元代对儒士经过考选后定为“儒户”户计，这制度初起于太宗戊戌年（1238年）的考选儒士，是耶律楚材建议保护士人的措施，可免赋役、签军，但此后并未贯彻。到忽必烈时重作考选而确立了十一万户，但不是说所有儒士都在其中。儒户唯一的义务是以公费入学，准备为地方考送供官府出任吏员，等于是让读书人家去学校读书，作为低层公务员的储备所。他们虽只要求较浅的儒学，但另外还可以考选为各级学校教师，参加科举等，多少也是人才的培养。传说中的“九儒十丐”，并非事实，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当于僧、道人，除贵族、官僚外，地位较一般军、民户要高，算是颇受优待。

忽必烈曾问说孔子是什么样的人？有人回答说他是天的“怯里马赤”（通事，翻译者），就是翻译天道的人，忽必烈深以为然。他透过翻译由许多儒士讲解四书、经、史等对中国文化的儒学有一定的认知，建立中央及地方祭孔崇儒制度，在中央设立国学，教育贵族子弟，地方设儒学学校，以及专门督管学校的机构，还有相关的翰林、国史、集贤、礼仪等中央机构等，这些都推进了儒学的发展和功能。忽必烈尊孔崇儒政策延续下来到元末，继他皇位的元成宗仍是要全国崇奉孔子，完备各地庙学（儒学），接继的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奉尊孔子地位至最高的竟是蒙古的大汗，这真令人注目；大家是否又觉得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