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大宗師

1252年，元代名士張德輝和元好問北上見忽必烈，當時忽必烈受憲宗命駐於內蒙，總領漠南漢地軍國事，直接掌握了漢地的治理大權。張、元二人本着過去儒士爭取蒙古大汗及親貴的作法，奉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忽必烈也有意結交儒士為他服務，遂慨然允諾，成為儒教的保護者。張德輝在此前的1247年已去和林都城見過忽必烈，他宣揚孔子聖人之道，並說若能行聖人之道也就是聖人了，鼓勵忽必烈作為當今聖人，又在和林舉行祭孔禮，這是繼王鶚之後再次在蒙古都城舉行的儒家大禮。忽必烈又問他說：是否遼朝因信奉佛教而導致毀廢，金朝則因尊崇儒術以至於衰亡？他的回答是：遼朝的情形並不清楚，但金朝決非如此，其敗亡另有原因，不是儒臣的責任。忽必烈的疑惑因之而解。

儒學人才的集結

蒙古攻金到金亡後，華北儒士或在蒙古、漢人統領的區域任官，或者在民間教學、生活。攻宋開始又有南方儒士加入，但都散處在各地、各單位中，沒有形成集中的結合。蒙古的征服，較傾向於用各種人才作為統治的需要，似乎並不期望他們作為國家的規劃師，或者軍國大政的執行者。對待儒士看作為技術官僚、顧問，甚至是薩滿，而忽必烈則稍作了修改及補充。金亡後的七八年，忽必烈親自接觸到幾位儒士，如精於醫學的許國楨、翻譯並教學儒家經典的趙璧、博學如薩滿的劉秉忠，舊有的侍衞如董文用等，他們都乘機講述儒學的道理，加上1244年，金末狀元王鶚受聘見忽必烈，他講解《孝經》、《尚書》、《周易》及齊家治國、古今事變等，又請忽必烈舉辦祭孔大典，這些都鼓舞了忽必烈的雄心壯志，開始集結天下人才。

忽必烈的企圖心給儒士們帶來新希望，似乎成為眾望所歸之處，如張德輝和元好問二人的行動就是很好的例子。儒士們相互推薦、援引，使地方漢人勢力及其內的儒士，都漸漸集結在忽必烈的旗幟之下，形成一個龐大的知識分子團體，以及他擁有的武裝勢力。在其中也有少數北族人士，如忽必烈稱為「賢人」的木華黎國王後代乃燕，忽必烈稱為「廉孟子」的西域人廉希憲，他們多是傾向漢化之人。

忽必烈的文化態度

忽必烈得到蒙古、西域和漢人集團的大力支持而取獲皇位，漢人自然應受到重用，隨着實行中國制度的漢法，以及儒學也應得到施行和發展。但自成吉思汗以來，概括為南、北二元化的制度與文化始終存在，當時是以北方為主，南方接觸極少。到太宗窩闊台征服華北，南方的中國文化驟然加重。與時推移，當忽必烈滅南宋統一中國，而由北族來治理全中國，這在歷史上是空前的時代。在忽必烈之前累積的經驗恐怕還是被承繼下來，只不過層面更廣，內容更為豐富，可說仍是二元化雜糅的原則與樣貌，呈現出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多樣複合體。尤其是對南方的中國文化，採用許多典章制度，傳統的禮儀教化，又尊崇理學，使北族人士學習儒學教育等，看來是頗為漢化的。北方的文化在禮儀、制度各方面同樣有相當的保留，至於在權勢、利益上，更是採蒙古至上主義。元代末年有儒士說元朝基本上是「內北國而外中國」，由這話可見一斑。忽必烈參酌前幾位帝王的治國方式，整理舊法及制定新法，完成治理中國的模式，為後代所遵循。這背後都有着他的文化態度，那就是兼容並蓄、二元雜糅，各從本俗。

儒學的場域

對於儒學的發展具有功能的「地方」就是它的場域，主要是制度方面的作用。例如元代對儒士經過考選後定為「儒戶」戶計，這制度初起於太宗戊戌年（1238年）的考選儒士，是耶律楚材建議保護士人的措施，可免賦役、簽軍，但此後並未貫徹。到忽必烈時重作考選而確立了十一萬戶，但不是說所有儒士都在其中。儒戶唯一的義務是以公費入學，準備為地方考送供官府出任吏員，等於是讓讀書人家去學校讀書，作為低層公務員的儲備所。他們雖只要求較淺的儒學，但另外還可以考選為各級學校教師，參加科舉等，多少也是人才的培養。傳說中的「九儒十丐」，並非事實，他們的社會地位相當於僧、道人，除貴族、官僚外，地位較一般軍、民戶要高，算是頗受優待。

忽必烈曾問說孔子是甚麼樣的人？有人回答說他是天的「怯里馬赤」（通事，翻譯者），就是翻譯天道的人，忽必烈深以為然。他透過翻譯由許多儒士講解四書、經、史等對中國文化的儒學有一定的認知，建立中央及地方祭孔崇儒制度，在中央設立國學，教育貴族子弟，地方設儒學學校，以及專門督管學校的機構，還有相關的翰林、國史、集賢、禮儀等中央機構等，這些都推進了儒學的發展和功能。忽必烈尊孔崇儒政策延續下來到元末，繼他皇位的元成宗仍是要全國崇奉孔子，完備各地廟學（儒學），接繼的元武宗，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奉尊孔子地位至最高的竟是蒙古的大汗，這真令人注目；大家是否又覺得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