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南北学

从大蒙古国的制度文化来讲，有北方文化，包括蒙古、西域文化，以及南方的中国文化。儒学在当时的中国文化里又可区分为南、北学两个方面。北学是指承继于北宋的金代华北儒学，南学是指南宋儒学，而以朱子（朱熹）儒学为代表。因宋代儒学有创新的发展，所以称为新儒学，又称为理学、道学，主要的人物在《宋史‧道学传》中可以看到，它是从北宋开始逐渐形成，到南宋朱熹集为大成。朱子以为他的儒学是承北宋二程子（程颢、程颐）而来，因此这一派的新儒学往往就称为程朱之学。元初蒙古攻金、灭金就开始“借才异代”，启用金代儒学之士，所施行的一些汉法全由北学而来，地方社会各种的教学也仍是以北学为主，南学还没有兴起的契机。

太极书院的启蒙

1235年元太宗攻略南宋，奉命搜求各类人才的杨惟中、姚枢将宋儒赵复等人送往燕京，这里是当时华北汉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史书上说从此北方知道了程、朱之学。华北在金代原有程、朱之学的，而这里是说赵复在华北开始建立有系统的程、朱之学，以及理学的“道统”观念，还有朱子新儒学的循序研习方法。燕京建立的太极书院往往成为理学北传的美谈，赵复在这里传播程、朱学之外，又讲明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颜、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朱子的道学传承谱系。其后他又游历中原，讲说理学，赠送理学书籍等，扩展了理学的传布。他的理学活动影响了杨惟中、姚枢、许衡、窦默、砚弥坚、刘因等人，他们都在不同的地位与环境中阐扬理学，其中还有些人后来服务于忽必烈的身边。其中许衡后来担任中央国子学的主持人，展开了以朱子学为主体的儒学教育。太极书院似乎成为元代儒学发展上的一个标帜，以及理学启蒙的象征。

新儒学建立道统观念

元代儒学的主流是程、朱之学，就是以集大成的朱子理学为主干。朱子以为代表中国文化的儒学不在于知识性的层面与传授，应在于其中的精义——道。汉、唐以来的儒士，大多不明这个道，徒费精神光阴去研习经史，根本无法得道，而有些儒士或者关注了道，也或者明白了些许道，但仍没有讲明透澈，不能建立有精义的思想，因此朱子要建立道统的观念。道统在朱子之前已有些人谈论，如孟子、韩愈都说圣人的道是由尧、舜、禹等传授下来。讲说道统传授的人物并不一致，有的会纳入汉、唐儒者，在朱子手里就以为他们并未掌握孔、孟之道的真谛，而不宜列入道统的谱系之中。理学家似乎认为道的正统是依人而传，而能任传道者也不过几人而已，朱子新建的谱系就得费心思考，他排选的道统是与新儒学的哲学内涵有关，注意的是“内圣”之学、德性之知，例如说禹传给文、武、周公的是礼、敬、义诸德性，又如说孟子所传的是收放心、集义的德性等，每一代的传递都有儒家思想最精华的内涵德性。朱子建构的新儒学哲学体系并不全依传统的经学而来，与道统观念一样，是由四书之学而来。

先四书后五经

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种古典文献，《论语》、《孟子》，分别代表孔、孟之道，《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载有儒家的根本大道。儒学的五经自汉朝以来已奠定它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虽然研习经学始终是读书人基本的传统，但自唐代中期以后渐受到挑战，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儒学寻求大道的思潮，趋向于复古开新，思想上求儒学新义理，态度上对五经具有怀疑精神。主张探求儒家原始面貌和基本的义理应直接在孔、孟之处，而摆脱五经的束缚才是正确的方向。原来《论语》早在汉代只是小学生基本读物，《孟子》并不受重视，也不具备经典的地位。《大学》、《中庸》附于《礼记》，没有单独的地位，偶受唐宋学者重视而已。二程子开始倡导四书的重要性，以为明白四书的道理，就能明白了经书。朱子说过去想借着经书来通贯理，但若晓得了理，即使没有经书也无妨。

朱子说学问须以《大学》为先，用来奠定规模；其次读《论语》，以明瞭根本所在；再次读《孟子》，以得到阐发；再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之处。这是他订的研习儒学的次序，也表现出新儒学的方法论来。由提纲挈领开始，来尽孔、孟的精微，以达到融会贯通，再会极到儒学的旨趣，由之所建立起的大本，就可读天下之书，可论天下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