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弘景

陶弘景（公元456─536年），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他是齐梁时著名的道学家，也是南北朝道教的重要代表人物。为什么称他为“山中宰相”呢？他早年博通儒家经典，以才学闻名于世。在青年时代的官宦生涯中，虽历任诸王侍读、奉朝请等官，但只是闲职而已。在“求宰县不遂”的情况下，便辞官退隐于茅山修道。弃官入道，是陶弘景人生价值取向的一次根本转变，也是孔子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文化理念的具体实践。陶弘景退隐茅山后，齐明帝曾遣使迎居蒋山，他再三辞谢。梁武帝时，他亦屡请不出，居茅山长达45年。陶弘景虽身居景色秀丽的茅山，但他一刻也未忘怀政治，仍然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当梁武帝发兵起事，准备篡夺齐政权时，他遣弟子献表拥戴。梁武帝平建康，和朝臣商议定国号的事，一直没有统一的意见。陶弘景援引图谶及齐末童谣，以“梁”字为应运之符，遂将“梁”字定为国号。所以梁武帝在做了梁朝皇帝后，对陶弘景“恩礼逾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每逢吉凶征讨大事，都咨询他的意见。齐、梁之际，王公显贵从其受业者数百余人，使这位山中道士成为显赫一时、朝野尊崇的著名道士，故被当时人称为“山中宰相”。

陶渊明

陶渊明（公元365─427年），名潜，字元亮，江州寻阳（今江西九江）人，是东晋诗人和思想家。他早年习儒学《六经》，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和彭泽令。后受老庄自然哲学思想影响，从41岁开始，辞官归里，隐居田园。陶渊明在64岁时，写了一篇《五柳先生传》。文中写道：“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从此，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这篇短文充分描绘了陶渊明的艺术人生。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也就是说，他读书重在“会意”，着文重在“自娱”，并无功利之目的。“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陶渊明生而好酒，每饮必醉，醉了就走，要去要留任凭自己的兴致。他虽隐居田野，但不同于岩居穴处的道士，身处人境，超脱世俗，人格还是清高的。他的洒脱人格和艺术人生，可以用“简约玄淡，不滞于物”八字概括。

李白

羽化成仙是道教的理想追求。李白（公元701─762年）被人称为“诗仙”，自然是与道教有关。他在20岁以前，就和一些隐士、道教徒交往甚密，并拜隐士赵蕤为师，在岷山隐居修道。在安陆时期和东鲁、梁园时期，他虽有经国济世之志，但常受到权臣和小人的压抑、迫害，壮志难酬。李白在无奈中亦经常栖隐山林、寻仙访道，甚至正式加入道士籍，以“挥斥幽愤”。于是，李白离开京城后，就把访山问水作为欢娱人生的主要内容，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他在纵情山水中，总是把观赏风景与嗜酒狂饮结合起来。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这样形容他：“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巿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纵情山水，热心学道，并不真像道教徒那样想羽化登仙，而是以此寄托忧思，求得“遗世独立”。他认为“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二首之一》）由此，他对不涉世俗的巢由、夷齐之辈批评说：“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齐饿死终无成。”（《笑歌行》）名句“迹谢云台阁，心随天马辕”（《书情题蔡舍人雄》），正是“酒中仙”李白的“隐不绝俗”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徐霞客

徐霞客（1587—1641年）是明代末年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徐霞客游记》，是他以日记体裁形式写成的一部地理学和游记文学巨著。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生于江苏省江阴县。他虽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庭，但却无意诵读经书，不热衷于功名利禄。他自幼喜读历史、地理和游记一类书籍，从而产生了旅游和考察中国名山大川的“五岳之志”。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至崇祯八年（1635年），是他旅游考察的前期。这一时期他偏重于“问奇访胜”，攀天台石梁，登黄山顶峰，探武夷九曲，寻雁荡龙湫，游东岳泰山、中岳嵩山、北岳恒山、西岳华山，北游京东盘山，南访广东罗浮。从崇祯九年至十三年（1636─1640年），是他旅游考察的后期。后期出游的目的，主要不再是“问奇访胜”，而是“寻源探脉”，更注意山川河流、地貌特征、气象气候、岩石土质、火山温泉、动植物分布等，进行系统的考察与科学的探索。前后历时四年，行经八省，足迹踏遍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远至云贵高原，终于完成了“不计程，亦不计年，旅泊岩栖，游行无碍”的壮游计划，写成了“千古奇书”──《徐霞客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