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朝开始，父权制婚姻家庭制度建立起来。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父权制家庭的基础并不稳固，如《周易》记载妻子离家出走，秦始皇巡游时发现男子招赘、寄宿女家和死了丈夫的妻子抛弃孩子改嫁的现象，于是才刻石颁令天下维护家庭稳定。可见先秦还没有具体的“七出之条”，虽犯“七出之条”者，不一定被休。当然，丈夫休弃妻子亦不受限制。汉朝儒者在阐发古礼时，根据当时需要规定了“七出之条”、“五不娶”、“三不去”的条文，但只是在家庭或家族礼教范围内实行，并未正式列入律法当中。唐朝将“七出之条”、“三不去”列入律法，如《唐令》：“诸弃妻需有‘七出’之状：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皆夫手书弃之……虽犯七出有三不去。三不去者，谓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此外，唐律在解除婚姻方面还增加了“义绝”条款。规定若妻子没犯“七出之条”和发生“义绝”情况而被出，男方会受惩罚。宋元明清以来的离婚律令，基本沿袭唐律。可见古代的离婚法是“由礼入法”，由古礼逐渐成为明文规定的典章制度。

古代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方式有“义绝”与“和离”。“义绝”一词最早见于汉朝《白虎通‧嫁娶》，礼规定丈夫可休妻，妻不能离夫，但若丈夫悖逆人伦，杀了妻子父母，使纲纪废绝，造成危害或影响社会统治秩序时，政府就要干预，强制离婚。妻子可与杀死岳父母的丈夫脱离关系，因为丈夫已破坏“夫妻义合”的原则，妻子离开他也是正当的。唐朝正式将“义绝”作为强制离婚的法律，且不再限于夫杀妻之父母，而是包括夫或妻对对方的父母、祖父母、兄弟、外祖父母等的侵犯（如殴打、辱骂和伤害）。唐宋通行的七种“义绝”条件有两条针对丈夫，一条夫妻共用，四条针对妻子，其中“妻子欲害夫”即属“义绝”条款，并规定若犯“义绝”而不离者，则被罚一年徒罪。至元明清时，则据时变更“义绝”内容。“和离”属夫妻双方自愿离婚及政府允许的离婚方式，始见于唐朝《唐律‧户婚》。当中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不会被问罪，“和离”需由丈夫签“放妻书”。后世循唐例，称“和离”为“两愿离婚”，并为近代法律沿用。“和离”与“义绝”不同，“和离”指夫妻双方不是情投意合，无法调谐，故在双方家长及政府允许下结束夫妻关系，“义绝”则是强制离婚的方式。

古代的离婚案例实录很多，如庞女孝感动婆婆：汉朝休妻，多因婆婆。汉朝推崇孝母，婆婆不喜欢的媳妇常被丈夫休弃。据《后汉书‧列女传》所载，东汉时广汉人庞盛的女儿嫁给姜诗为妻，姜母喜欢喝长江的水，儿媳不怕辛苦，走六七里路到江边取水。一次，庞女取水时，正遇到大风，未能及时赶回家。婆婆口渴，抱怨媳妇不孝，姜诗大怒，就把妻子休掉了。庞女被休后没回娘家，只是住在邻家，昼夜纺织，换来美食，请邻家送给婆婆享用，瞒称只是邻家的心意。过了一段时间，邻家按捺不住，告之婆婆实情，婆婆惭愧不已，最后将媳妇接回家。

白居易判农夫出妻案：白居易判离婚案多宗，其中有农夫出妻案。据《白居易集‧卷六》记载，某农夫在田里耕种，妻子在送饭予丈夫时，在路上遇到饥饿的父亲，于是把饭菜送给父亲吃。丈夫在田里等得饥饿，非常愤怒，执意休妻，妻子不服，于是告到官府。白居易判决时说：“按照妇女的德行标准，妻子理应顺夫，然而报答父亲恩情乃出于天性。所以，应先将饭给父亲吃，丈夫在其后。尽管丈夫希望妻子能尽早送饭，但由于孝亲重于事夫，故丈夫终不可休妻。”

清朝某家族干预出妻：清朝施闰章于《施氏家风述略》中记载，一贫家妇女犯“淫僻”条，族长命令其丈夫休妻，还鞭责丈夫未能好好管教妻子。丈夫不服，族长则请施闰章的父亲向那丈夫讲礼法，要他主动受杖出妻，还把出妻（卖妻）后的收入存放于族长处。过了一段日子，待那丈夫怒气渐平，族长才把钱归还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