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每个建立起稳固统治、维系时间较长的王朝，传统上都有一部作为基本法的法典，称为“律”。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历代君主往往以特别法的形式，颁布一大批地位低于律典，但实际效力较高的法令。如先秦时期的誓、诰；秦汉时期的令、诏；唐宋时期的格、敕；明朝的大诰、榜文；明清的条例等，名称上虽迭有变更，但其实质则大略相同。后来，还出现了作为正式规范的令典、各种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序、法律解释，以及各种形式的法规汇编等。

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被认为是中国法学的最初创造者。法家主张法律首先要“定分止争”。法家的“分”，是指“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即财产所有权。“定分”，就是确定一个所有权，分清楚这是谁的，那是谁的。

除中央享有立法权外，地方上也可在一定程度内制订地方性法规，以补充中央的通行法律。此外，君主以及中央、地方各级官府办理的成案，往往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成为成文法的重要补充。

在中国法律中，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刑法，中华法系以其体系严密完整、结构逻辑严密的刑法典而闻名于世。除了大家熟悉的刑事立法之外，其中还有非常丰富的民法内容，如身份法、亲族法、财产法、诉讼法等。身份法规定了特权阶层、平民阶层、贱民阶层在刑法的适用、参政的权利、私有财富的规模、生活待遇标准等各方面的不同法律标准与适用原则。

亲族法规定了宗族亲属关系的界定，以及由尊卑、长幼、亲疏关系所决定的执法过程、其中的特殊加减原则等。财产法规定了在处理民事财产纠纷中的法律原则和执行办法，条文大多集中在律典的户婚、杂篇及令典的户、婚、田、关市、杂等篇目中。

中国古代法律的实施，主要依靠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执法、司法，专门的司法机构并不多，除了中央有一些外，地方各级官府都是行政、司法合一的。在历代王朝，最高的审判权力都掌握在皇帝手中，从理论上而言，所有司法机构都不过是皇帝作出最终判决的咨询机构而已。

法律的实施往往比法律的制订更为重要，司法程序与具体的司法制度则是保证法律贯彻实施的关键。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一套关于诉讼、审判、行刑、大赦、留养等极具中华法文化特色的司法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法律规则的操作和实现，并非司法判决的终极价值及目标。

中国古代的法制建设不仅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其影响力还远及东亚、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一些国家法律建制的蓝本。隋唐时期的法学成就，对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家的法律建制都产生重大影响。唐末以后直至明末清初，安南（越南的古称）的法典都是以唐律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