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赦

由皇帝下诏赦免各类犯罪行为的制度，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大赦”一词最早源于战国时期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的“大赦罪人”，但秦始皇刻削不讲仁恩，从不赦免。汉朝吸取秦亡的历史教训，常以大赦作为缓和社会矛盾的方法，凡皇帝登基、改年号、册立皇后和太子等都要大赦。后世帝王发布大赦的理由更多，像郊祀、封禅、祥瑞、灾异等都成为大赦的原因。两晋南北朝与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实行大赦最频繁的时期。元明清以后，大赦的频率开始降低。清朝则经常采用对一切在押罪犯减刑一等的办法，大赦平均14年才有一次。为了防止重罪犯逍遥法外，历代赦令中对赦免的对象都有若干限制。除了十恶之罪外，杀人放火、劫囚、官吏犯赃等罪行都不在赦免之列。

留养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断子绝孙成为古时最恶毒的诅咒。所以，即使是罪犯，只要不是十恶不赦及最严重的犯罪，仍要考虑不使其家绝后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中特有的留养制度。最早将留养定为制度的是北魏。北魏律写明，独子死罪罪犯如有超过70岁的祖父母、父母，可以上请皇帝裁决。独子流罪罪犯则可服侍祖父母、父母至去世后，再往服刑地点。北魏这一制度被以后各代继承。

和息

儒家主张以德治国，教化为先，将民间诉讼看作是教化不行、民风低下的表现，因而极力提倡“无讼”、“息讼”。在很多情况下，受理诉讼的司法机关，往往都将案件发回当事人及其当地的地方基层机构，要求先做调节，如双方能达成和解，即可向原受理机构提交“息词”，表示撤诉。“无讼”、“息讼”在明朝以后转化成正式的和息制度。明初就曾规定：“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轻便告官，务要经本管里甲、老人理断，若不经由者，不问虚实，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发里甲、老人理断。”明初在各地乡间设申明亭，由推举的老人主持，里长、甲首参加，开始时还允许用竹篾决罚，经调解无效，双方仍不愿和解，才可以告官。明中期申明亭制度瓦解后，又推行“乡约”制度，各乡乡民推举约正、约副、约史、约讲等，每半月会集约众，当众调节约内的纠纷。不接受调节的才可以起诉。

清朝的调处制度更加完备，形成了三种基本的调处形式：一、民间自行调处，即“私休”，由亲邻、族长等私下调节。有些情况是一方已经告官，经过调处主动请求撤诉。二、“官批民调”，知县接到民间诉状，认为情节细微或事关亲族关系，将之转到乡保、族长处调处解决。三、官府直接出面调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