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始创于隋代。这个制度的目的，一是为了选拔官吏，二是为了牢笼天下的人才。科举发展到明清时，是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的格式为八股文，而思想必须严格遵循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它的影响是使读书人只知八股，只会八股，把八股当作觅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儒生变得迂腐不堪。

科举制度规定考试级别，最低级的考试是“童生试”。应考的人无论老幼，均称“童生”；考中的人就取得“秀才”资格。秀才可以参加每三年一次在省城举行的考试，这种考试叫“乡试”。考中的称为“举人”。举人有资格参加每三年在京城举行一次的“会试”，考中的叫“进士”。最后，皇帝对进士亲发策问，叫“殿试”。进士按殿试的成绩分为一甲、二甲、三甲三种等级。部分进士会被选拔入翰林院，翰林院被视为政府“储才”之地。读书人除了循科举考试任官外，在国子监（即国立最高学府）读书的人也有做官的资格。在国子监修业的人被称为“监生”。监生也分为很多种类，其中秀才若被选拔入读国子监，就称作“贡生”，意思是将人才贡献给皇上。另外，监生和贡生也可投考乡试，转由科举出仕。

科举考试中，考中的考生会称主考官为“座师”，座师会视该考生为“门生”。座师和门生之间建立一种特殊关系，前者是施恩者，后者是受恩者。门生做了官，又有自己的门生。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强大的关系网。一些世家大族，形成门生遍天下的形势。另外，同一年中进士的人，又会视彼此为“同年”，同年关系也是在官场活动的重要人际关系。在读书人眼中，循科举出身的官员才算是正途出身。从秀才到举人，再从举人到进士及翰林，这是读书人最标准、最体面的道路。

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使士人只求八股写得漂亮，符合考官的意思，对于经史及一切经世致用的学识不再有丝毫兴趣。《儒林外史》揭示了这些呆书生不学无术的丑态：堂堂的学政大人范进，居然不知苏轼是何人。老秀才倪霜峰落到卖儿卖女的地步，如他所说：“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的重，一日穷似一日。”真正应了“百无一用是书生”那句话。《儒林外史》第二十六回，写向知府考童生，请鲍文卿父子帮忙巡视，以防考生作弊。作者在这里为我们展现出科场上种种作弊的方式和情景：“见那些童生，也有代笔的，也有传递的，大家丢纸团，掠砖头，挤眉弄眼，无所不为。……有一个童生，推着出恭，走到察院土墙跟前，把土墙挖个洞，伸手要到外头去接文章。”不难看出，明清的士人为了求取功名，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科场作弊是普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