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全國亟待和平建國、恢復民生。當時首要任務之一，是接受日（日軍）偽（傀儡政權）投降、收繳裝備物資及恢復統治。除了國共兩黨在受降權限及地盤的分歧外，最大問題在於接收的方針政策及接收官員的道德品質上。當時國民政府黨政軍各部門都向原淪陷區各大中城市派出形形色色的委員會，諸如敵偽機關及資產接收委員會、不動產處置委員會、敵偽侵佔平民工商企業處置委員會等等，不一而足。在大後方多年的許多要員，突然發現橫財滾滾在前，遂利用職權搶佔奪騙，大發勝利財。所謂接收敵產或逆產，從房子汽車到工廠企業，貼上封條就能沒收而中飽私囊。如上海一黨部主任就私吞房舍一千餘棟、汽車八九百輛、黃金萬餘條和珠寶無數，許多人更利用法幣和偽幣的巨大差額通過金融發達起來。所謂「五子登科」（奪金子、佔房子、撈票子、搶車子、玩婊子）式的大接收，在中國如火如荼地上演，歪變成「大劫收」。淪陷區廣大民眾感歎道：「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在一片勝利聲中，這樣的接收早已埋下日後內戰失敗的定時炸彈。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後來反思說：「我們的失敗，就是失敗於接收。」而如此變樣的「接收」，在台灣更釀成影響深遠的「二二八事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偽政權瓦解，國民政府加緊接收淪陷區，首要是接收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廣州等大城市。左圖：1945年9月14日，第一支抵達並接管上海的中國軍隊下機時受到民眾歡迎；右圖：1945年11月，滿載中央政府工作人員的專機由戰時陪都重慶飛往南京和上海，加快接收進程。1946年5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

在華日本軍民登船回國。抗戰勝利後，中國政府陸續遣返留華日軍及日僑，1946年底遣返完畢。總計從中國大陸及台灣遣送回國的日軍共123萬餘人，日僑175萬餘人。

日佔時期上海吳淞路明信片，圖中左方行人路可見一隊日軍。二戰前和日佔期間，上海虹口一帶多有日人聚居、營商及進行各類活動，區內吳淞路更有「日本人街」之稱。日軍、日僑回國後，在中國留下軍事物資、房屋、汽車、商店、廠房、各類企業資產，每多被視為「敵產」，同時偽政權的資產多被列作「逆產」，為國民政府一些負責淪陷區接收工作的官員所搶佔，甚至殃及中國人的財產。

左圖：1945年11月，上海市政府召開例行周會；右圖：《劫收日記》（花城出版社，1982年），描述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官員如何借接收而大肆掠奪，作者秦瘦鷗曾親歷上海戰後的接收亂象。當時上海是中國、也是戰時淪陷區最大工商業城市，為財富匯聚之地，和接收有關的舞弊尤其突出、嚴重。

上圖攝於1945至1946年間的上海，可見當時江西中路與福州路交界處的汽車。戰後接收期間，汽車是貪腐官員的重要「劫收」物品。

1929至1947年間，奧地利畫家希夫（Friedrich  Schiff）旅居上海，以漫畫反映上海社會百態。圖為戰後希夫所繪、題為「把房屋發給無家可歸者」的漫畫，很能反映當時官員的荒謬貪婪。圖中可見，獲得房屋的，是一名肚滿腸肥的軍官和跟該軍官一起、衣着名貴的女子。

左圖：抗戰時期日偽控制的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的鈔票；右圖：1945年12月，上海市民在華泰銀號兌換。戰時，日偽在淪陷區發行貨幣，戰後全改用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不少到淪陷區接收的官員利用法幣和偽幣的兌換差價，大發其財。

兩幅攝於1945年11月上海的照片，左圖：一名男孩在路邊賣糖果，右圖：失學的學生示威遊行，要求當局盡快復校開課。戰後百廢待舉，接收所引發的腐敗更令經濟民生舉步維艱，社會不滿情緒日高。

1946年7至12月，上海發生攤販風潮，當局沒收攤販貨物、打傷並拘捕多名維權攤販，釀成全市反政府運動。圖為群眾在黃浦警局門前示威。官場的種種弊端令戰後民生惡化，反政府事件與日俱增。

左圖：1945年11月12日《天津民國日報》，天津是戰後國民政府其中一個重點接收的城市；右圖：因在天津戰後接收中，侵吞資產而於1947年遭槍決的海軍上校劉乃沂。國民政府雖曾懲處一些貪官，但未能遏止腐敗之風。官員戰後急遽貪腐，是國民政府最終在大陸失敗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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