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全国亟待和平建国、恢复民生。当时首要任务之一，是接受日（日军）伪（傀儡政权）投降、收缴装备物资及恢复统治。除了国共两党在受降权限及地盘的分歧外，最大问题在于接收的方针政策及接收官员的道德品质上。当时国民政府党政军各部门都向原沦陷区各大中城市派出形形色色的委员会，诸如敌伪机关及资产接收委员会、不动产处置委员会、敌伪侵占平民工商企业处置委员会等等，不一而足。在大后方多年的许多要员，突然发现横财滚滚在前，遂利用职权抢占夺骗，大发胜利财。所谓接收敌产或逆产，从房子汽车到工厂企业，贴上封条就能没收而中饱私囊。如上海一党部主任就私吞房舍一千余栋、汽车八九百辆、黄金万余条和珠宝无数，许多人更利用法币和伪币的巨大差额通过金融发达起来。所谓“五子登科”（夺金子、占房子、捞票子、抢车子、玩婊子）式的大接收，在中国如火如荼地上演，歪变成“大劫收”。沦陷区广大民众感叹道：“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在一片胜利声中，这样的接收早已埋下日后内战失败的定时炸弹。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后来反思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而如此变样的“接收”，在台湾更酿成影响深远的“二二八事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伪政权瓦解，国民政府加紧接收沦陷区，首要是接收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左图：1945年9月14日，第一支抵达并接管上海的中国军队下机时受到民众欢迎；右图：1945年11月，满载中央政府工作人员的专机由战时陪都重庆飞往南京和上海，加快接收进程。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在华日本军民登船回国。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陆续遣返留华日军及日侨，1946年底遣返完毕。总计从中国大陆及台湾遣送回国的日军共123万余人，日侨175万余人。

日占时期上海吴淞路明信片，图中左方行人路可见一队日军。二战前和日占期间，上海虹口一带多有日人聚居、营商及进行各类活动，区内吴淞路更有“日本人街”之称。日军、日侨回国后，在中国留下军事物资、房屋、汽车、商店、厂房、各类企业资产，每多被视为“敌产”，同时伪政权的资产多被列作“逆产”，为国民政府一些负责沦陷区接收工作的官员所抢占，甚至殃及中国人的财产。

左图：1945年11月，上海市政府召开例行周会；右图：《劫收日记》（花城出版社，1982年），描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官员如何借接收而大肆掠夺，作者秦瘦鸥曾亲历上海战后的接收乱象。当时上海是中国、也是战时沦陷区最大工商业城市，为财富汇聚之地，和接收有关的舞弊尤其突出、严重。

上图摄于1945至1946年间的上海，可见当时江西中路与福州路交界处的汽车。战后接收期间，汽车是贪腐官员的重要“劫收”物品。

1929至1947年间，奥地利画家希夫（Friedrich  Schiff）旅居上海，以漫画反映上海社会百态。图为战后希夫所绘、题为“把房屋发给无家可归者”的漫画，很能反映当时官员的荒谬贪婪。图中可见，获得房屋的，是一名肚满肠肥的军官和跟该军官一起、衣着名贵的女子。

左图：抗战时期日伪控制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钞票；右图：1945年12月，上海市民在华泰银号兑换。战时，日伪在沦陷区发行货币，战后全改用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不少到沦陷区接收的官员利用法币和伪币的兑换差价，大发其财。

两幅摄于1945年11月上海的照片，左图：一名男孩在路边卖糖果，右图：失学的学生示威游行，要求当局尽快复校开课。战后百废待举，接收所引发的腐败更令经济民生举步维艰，社会不满情绪日高。

1946年7至12月，上海发生摊贩风潮，当局没收摊贩货物、打伤并拘捕多名维权摊贩，酿成全市反政府运动。图为群众在黄浦警局门前示威。官场的种种弊端令战后民生恶化，反政府事件与日俱增。

左图：1945年11月12日《天津民国日报》，天津是战后国民政府其中一个重点接收的城市；右图：因在天津战后接收中，侵吞资产而于1947年遭枪决的海军上校刘乃沂。国民政府虽曾惩处一些贪官，但未能遏止腐败之风。官员战后急遽贪腐，是国民政府最终在大陆失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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