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全国亟待和平建国、改善民生。当时国共两党都忙于接受日伪投降、收缴装备和光复沦陷区，并在受降权限及地盘方面产生分岐。但绝大部分地区都在国民政府的受降之列，党政军各部门都向大中城市派出形形色色的接收委员会，身处大后方多年的各方要员各尽所能地抢占夺骗，大发胜利之财，接收遂歪变成“劫收”。这种接收方式在台湾更酿成大灾难。到台湾受降的国民政府官员，其搜刮之贪婪惨酷，比内地有过之而无不及，令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47年2月27日，台北专卖局人员藉缉私，殴打、枪杀民众，激起次日的全台大抗争。国民政府随后增兵镇压，死伤数以万计，直至5月中才逐渐平息，是为“二二八事件”。

当时国民政府面临内外交困局面。1945年2月，苏联、美国、英国召开雅尔达会议，苏联、美国达成雅尔达秘密协定，牺牲中国在东北和外蒙古主权，以换取苏联在欧洲战事结束后三个月对日本作战。1945年8月，苏联又迫使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确认雅尔达密约各项，授予苏军出兵东北后的全权，又通过民众公投决定外蒙古脱离中国独立。另一方面，美国战后曾积极促进国共和谈，但最终未能阻止内战爆发。而美国杜鲁门政府上台后，对国民政府比较冷淡，其态度对中国局势影响颇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