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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全国亟待和平建国、改善民生。当时国共两党都忙于接受日伪投降、收缴装备和光复沦陷区,并在受降权限及地盘方面产生分岐。但绝大部分地区都在国民政府的受降之列,党政军各部门都向大中城市派出形形色色的接收委员会,身处大后方多年的各方要员各尽所能地抢占夺骗,大发胜利之财,接收遂歪变成“劫收”。这种接收方式在台湾更酿成大灾难。到台湾受降的国民政府官员,其搜刮之贪婪惨酷,比内地有过之而无不及,令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47年2月27日,台北专卖局人员藉缉私,殴打、枪杀民众,激起次日的全台大抗争。国民政府随后增兵镇压,死伤数以万计,直至5月中才逐渐平息,是为“二‧二八事件”。

当时国民政府面临内外交困局面。1945年2月,苏联、美国、英国召开雅尔达会议,苏联、美国达成雅尔达秘密协定,牺牲中国在东北和外蒙古主权,以换取苏联在欧洲战事结束后三个月对日本作战。1945年8月,苏联又迫使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确认雅尔达密约各项,授予苏军出兵东北后的全权,又通过民众公投决定外蒙古脱离中国独立。另一方面,美国战后曾积极促进国共和谈,但最终未能阻止内战爆发。而美国杜鲁门政府上台后,对国民政府比较冷淡,其态度对中国局势影响颇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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