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抑或暖春——中國出版業

近年來,每每談到出版業,好像總少不了「寒冬」二字。 2015年起,香港《新報》、《太陽報》等報紙相繼停刊,BBC中文網發出紙媒寒冬的疑問。與此同時,內地出版業在走下坡路的聲音也不絕於耳,裁員、停刊,寒冬是否真的來了?

近年來,每每談到出版業,好像總少不了「寒冬」二字。

2015年起,香港《新報》、《太陽報》等報紙相繼停刊,BBC中文網發出紙媒寒冬的疑問。

2016年,美國勞工部發佈的數據顯示,美國報業工作崗位數量縮水60%。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日本出版業連續14年負增長,2018年的營業額還不到1996年全盛時期的一半。

2019年2月,德國最大的圖書批發集團Koch, Neff & Volckmar GmbH為其旗下的七家公司遞交了破產申請。    

與此同時,內地出版業在走下坡路的聲音也不絕於耳,裁員、停刊,寒冬是否真的來了?曾有過一書難求的黃金時代的中國出版業,究竟經歷了怎樣的發展?

 

從「書荒」到「書海」

在現代漢語中,「出版」屬於外來詞,大約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從日本傳入中國。「出版」一詞在中國雖然僅使用了一百多年,但出版活動、出版工作和出版事業的逐步形成已有幾千年的歷史。可以說,中國的出版業是古老而又年輕的行業。

新中國成立初期,圖書既少且貴。出版業面臨着如何迅速增加出版物數量的問題。為此,從1950年起,國家對出版、印刷、發行工作實行專業分工,統一全國書籍編校制度和書刊稿酬,實施雜誌、書籍定價標準等。

平時我們使用的許多工具書,如《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的編纂工作和《辭海》《辭源》的修訂工作都始於上世紀五十年代。一批優秀的中外文學作品,如《魯迅全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也紛紛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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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於1953年出版,1957年轉由商務印書館發行。(來源: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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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書刊品種銳減,全國每年只有三四千種出版物,造成了我國歷史上罕見的「書荒」現象。毛澤東著作、語錄、畫像等的出版量佔1966年至1970年全國所有圖書出版量的80.7%。1965年全國有雜誌790種,1966年降到191種,1967年銳減到27種,1969年全國雜誌僅存有20種。

「文革」結束後,各出版社為解決「書荒」問題,開始對以前出版的好書進行重印與再版。國家出版局也組織十幾個省市的出版部門,重印35種長期受禁錮的好書,共重印1500萬冊。由於紙張緊缺,甚至動用了準備出版《毛澤東全集》的紙張。這些重印圖書於1978年五一節期間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中城市統一發行。

《中國新聞周刊》曾對當時的購書熱潮做過生動的描繪:「這天,開門前數小時,王府井新華書店門前已人山人海——一批被解禁的老版中外名著,將正式重印發行。讀者事先從各種渠道探聽到消息,一大早趕來排隊,從十幾歲的孩子到六七十歲的老人,無所謂職業、年齡、性別,人們蜂擁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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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每天九時前,都有大批人在北京王府井新華書店門口等候。(來源: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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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版業快速發展之時,印刷卻陷入緊張。八十年代初,大專教材40%左右不能課前到書;北京地區印刷能力只能滿足七成的需求。眾多的科學書刊、雜誌等常常因積壓而不能及時出版。1979年7月,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副教授王選主持的漢字激光照排系統主體工程研製成功。在此系統下,利用計算機錄入和排版,過去出版一本書需要大約一年時間變為大約三天就能完成。出版物的種數和印數大大提升,文化傳播的速度和效率大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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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深圳技術交易會上,裝有激光漢字編輯排版系統的華光Ⅲ型計算機。(來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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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新聞出版總署

 

除了數量和產業規模增長,出版業的發展還表現在圖書質量提高和內容豐富上。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的圖書、報刊填補了出版領域的空白。

出版體制方面,也從「計劃」走向「市場」,出現了集書、報、刊、音像、電子、網絡出版於一體的大型出版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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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Rüdiger Wischenbart發佈的2006-2015年全球出版50強排名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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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業寒冬?             

如今,1978年狂熱排隊購書現象已不復見。

隨着互聯網興起,網絡書店改變了很多人的購書習慣。據全國工商聯和書業商會的調查數據,自2004年到2014年的十年間,中國有近五成的實體書店倒閉。

除了書店,2013年以來,內地報業經營出現了負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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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引發了中國傳統出版業的短期恐慌,一些人悲觀地認為「傳統出版必將隨着互聯網等新介質的昌盛而消亡」。

問題或許沒有這麼簡單。大眾傳播研究專家、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張政法認為,新一輪紙媒告別潮既是媒介更新必然結果,也是媒體自救的手段。此外,傳媒評論人士程瑤分析指出,對於紙媒停刊,新媒體的衝擊固然是一方面的原因,報紙種類同質化、產業結構不合理等原因也加速了報紙被淘汰的命運。

報紙消亡並不意味着傳統出版業一落千丈,相反,由於互聯網、手機、電子紙等數碼介質出現,數字出版隨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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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上海《東方早報》創辦的時政新聞網站和客戶端——澎湃新聞。 2016年,《東方早報》休刊,整體轉型併入澎湃新聞。截至2017年底,澎湃新聞客戶端下載量過億,移動端日活躍用戶860萬。所以,與其說是《東方早報》終結,不如說是涅槃重生。

近年來紙價、印刷乃至版權方面的成本上漲,給傳統出版帶來不小壓力,另一方面知識付費服務發展迅猛,「得到」、「喜馬拉雅FM」等內容平台湧現,遊戲和影視發展的愈加成熟也讓出版業直面用戶時間的爭奪。

危機也成了轉機。傳統出版不斷將自身的資源和新媒體的特點相結合,拓展出版的業務內涵。2018年7月,中國出版集團旗下的《三聯生活周刊》以「我們為甚麼愛宋朝」為主題,推出10堂音頻課,成為「爆款」。此後,六家出版社找上門來聯繫出書,一家視頻網站引進版權攝製了同名付費視頻節目,杭州一家房地產企業也希望合作打造宋朝主題房地產項目。《三聯生活周刊》主編李鴻谷說,粗略統計,這一堂課創造了近800萬元產值。

豆瓣副總裁姚文壇也認為,出版業精準把握優質內容,是其他內容生產者所難以相比的,在豆瓣時間上賣出了數萬份「爆款」課程,都是與出版機構合作推出。

放眼全球出版行業,在歐美國家圖書銷售增速只接近1%或呈現負增長時,中國圖書零售市場仍維持兩位數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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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根據公開報道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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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出版走向世界

出版業在國內持續發展的同時,在國外的生存狀況又如何?

英國著名漢學家藍詩玲(Julia Lovell)曾在2010年指出中國文學在海外出版的窘迫現狀:2009年全美國只出版了八本中國小說,在英國劍橋大學城最好的書店,中國的書也只有一米長的書架。

近年來這一情況正在悄然發生變化。中國出版業不再游離於全球出版業之外,與世界有了更多的融合。早在2003年,時任新聞出版總署署長的石宗源提出以「出版『走出去』作為全面建設我國新聞出版業五大戰略之一」。

越來越多的國外好書進入了中國市場,也有不少中國作品活躍在世界舞台上。中國的版權貿易整體上呈逐步增長趨勢,版權逆差逐年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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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中國出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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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根據公開報道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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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忽視的是,雖然有《狼圖騰》這樣的暢銷書輸出,但從整體來看,中國版權輸出的圖書種類仍有局限,目前仍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主,氣功、保健、中醫、餐飲圖書居多。與引進的暢銷書及其可觀的版稅利潤相比,雙方產生的經濟影響是不可相提並論的。

為了拓寬外國了解中國的渠道,除了輸出版權和出版物,國內出版社(集團)還以資本運作的方式跨國併購或在國外建立出版社。

2014年7月,鳳凰出版傳媒集團以8500萬美元收購美國出版國際有限公司的童書項目,一舉獲得迪士尼等形象的授權及其全球銷售網絡,成為中國出版業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跨國併購。

外研社、中譯出版社、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等出版社紛紛成立海外編輯部,按照當地的閱讀習慣和讀者需求共同策劃中國主題圖書,以便更好地進入當地主流渠道。

國際書展上亦頻繁出現中國的身影,中國出版代表團五次以主賓國身份參加了法蘭克福書展、倫敦書展和美國BEA等大型書展,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出版業走向世界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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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國出版代表團再次參加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來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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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10月10日法蘭克福書展舉行的「中德文化交流」討論會上,德國龍舍出版社(Drachenhaus-Verlag)負責人諾拉·菲舍爾(Nora Fischer)表示,中國的形象在德國是不完整或是存在偏差的。隨着中國出版業深入走向世界,中國形象也將以此為媒逐漸完整起來。             

七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速度讓世界為之震撼,創造了物質文明發展的世界奇蹟。 與此同時,出版業的發展創造了與物質文明同樣令人觸目的精神文明,為人們提供了精神層面的支撐,也推動中國文化逐漸被世界所熟知。

 

 

參考資料:

《中國出版史》肖東發、楊虎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年

《2006——2015年十年間全球出版業格局變遷》任殿順、張鴻雁  編輯之友  2017/7

《2018年,實體書店銷售負增長?小說定價下跌?紙價沒漲?「開卷」大數據》 做書  2019/1/14

《傳統出版業「擁抱」知識付費:瞄準細分領域,滿足小眾需求》張賀 人民日報 2019/1/24

《喜憂參半——世界出版業發展走向分析》中國新聞出版廣電網  2018/3/20

上載日期:
2019年0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