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每每谈到出版业，好像总少不了“寒冬”二字。 2015年起，香港《新报》、《太阳报》等报纸相继停刊，BBC中文网发出纸媒寒冬的疑问。与此同时，内地出版业在走下坡路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裁员、停刊，寒冬是否真的来了？
近年来，每每谈到出版业，好像总少不了“寒冬”二字。
2015年起，香港《新报》、《太阳报》等报纸相继停刊，BBC中文网发出纸媒寒冬的疑问。
2016年，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报业工作岗位数量缩水60%。
据日本放送协会（NHK）报道，日本出版业连续14年负增长，2018年的营业额还不到1996年全盛时期的一半。
2019年2月，德国最大的图书批发集团Koch, Neff & Volckmar GmbH为其旗下的七家公司递交了破产申请。
与此同时，内地出版业在走下坡路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裁员、停刊，寒冬是否真的来了？曾有过一书难求的黄金时代的中国出版业，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从“书荒”到“书海”
在现代汉语中，“出版”属于外来词，大约在19世纪下半叶从日本传入中国。“出版”一词在中国虽然仅使用了一百多年，但出版活动、出版工作和出版事业的逐步形成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说，中国的出版业是古老而又年轻的行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图书既少且贵。出版业面临着如何迅速增加出版物数量的问题。为此，从1950年起，国家对出版、印刷、发行工作实行专业分工，统一全国书籍编校制度和书刊稿酬，实施杂志、书籍定价标准等。
平时我们使用的许多工具书，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和《辞海》《辞源》的修订工作都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一批优秀的中外文学作品，如《鲁迅全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也纷纷出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书刊品种锐减，全国每年只有三四千种出版物，造成了我国历史上罕见的“书荒”现象。毛泽东著作、语录、画像等的出版量占1966年至1970年全国所有图书出版量的80.7%。1965年全国有杂志790种，1966年降到191种，1967年锐减到27种，1969年全国杂志仅存有20种。
“文革”结束后，各出版社为解决“书荒”问题，开始对以前出版的好书进行重印与再版。国家出版局也组织十几个省市的出版部门，重印35种长期受禁锢的好书，共重印1500万册。由于纸张紧缺，甚至动用了准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纸张。这些重印图书于1978年五一节期间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统一发行。
《中国新闻周刊》曾对当时的购书热潮做过生动的描绘：“这天，开门前数小时，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已人山人海——一批被解禁的老版中外名著，将正式重印发行。读者事先从各种渠道探听到消息，一大早赶来排队，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六七十岁的老人，无所谓职业、年龄、性别，人们蜂拥而至。”
在出版业快速发展之时，印刷却陷入紧张。80年代初，大专教材40%左右不能课前到书；北京地区印刷能力只能满足七成的需求。众多的科学书刊、杂志等常常因积压而不能及时出版。1979年7月，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副教授王选主持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主体工程研制成功。在此系统下，利用计算机录入和排版，过去出版一本书需要大约一年时间变为大约三天就能完成。出版物的种数和印数大大提升，文化传播的速度和效率大为提高。
除了数量和产业规模增长，出版业的发展还表现在图书质量提高和内容丰富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图书、报刊填补了出版领域的空白。
出版体制方面，也从“计划”走向“市场”，出现了集书、报、刊、音像、电子、网络出版于一体的大型出版集团。
出版业寒冬？
如今，1978年狂热排队购书现象已不复见。
随着互联网兴起，网络书店改变了很多人的购书习惯。据全国工商联和书业商会的调查数据，自2004年到2014年的十年间，中国有近五成的实体书店倒闭。
除了书店，2013年以来，内地报业经营出现了负增长。
这些引发了中国传统出版业的短期恐慌，一些人悲观地认为“传统出版必将随着互联网等新介质的昌盛而消亡”。
问题或许没有这么简单。大众传播研究专家、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张政法认为，新一轮纸媒告别潮既是媒介更新必然结果，也是媒体自救的手段。此外，传媒评论人士程瑶分析指出，对于纸媒停刊，新媒体的冲击固然是一方面的原因，报纸种类同质化、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原因也加速了报纸被淘汰的命运。
报纸消亡并不意味着传统出版业一落千丈，相反，由于互联网、手机、电子纸等数码介质出现，数字出版随之崛起。
例如，上海《东方早报》创办的时政新闻网站和客户端——澎湃新闻。 2016年，《东方早报》休刊，整体转型并入澎湃新闻。截至2017年底，澎湃新闻客户端下载量过亿，移动端日活跃用户860万。所以，与其说是《东方早报》终结，不如说是涅槃重生。
近年来纸价、印刷乃至版权方面的成本上涨，给传统出版带来不小压力，另一方面知识付费服务发展迅猛，“得到”、“喜马拉雅FM”等内容平台涌现，游戏和影视发展的愈加成熟也让出版业直面用户时间的争夺。
危机也成了转机。传统出版不断将自身的资源和新媒体的特点相结合，拓展出版的业务内涵。2018年7月，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三联生活周刊》以“我们为什么爱宋朝”为主题，推出10堂音频课，成为“爆款”。此后，六家出版社找上门来联系出书，一家视频网站引进版权摄制了同名付费视频节目，杭州一家房地产企业也希望合作打造宋朝主题房地产项目。《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李鸿谷说，粗略统计，这一堂课创造了近800万元产值。
豆瓣副总裁姚文坛也认为，出版业精准把握优质内容，是其他内容生产者所难以相比的，在豆瓣时间上卖出了数万份“爆款”课程，都是与出版机构合作推出。
放眼全球出版行业，在欧美国家图书销售增速只接近1%或呈现负增长时，中国图书零售市场仍维持两位数增长。
中国出版走向世界
出版业在国内持续发展的同时，在国外的生存状况又如何？
英国著名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曾在2010年指出中国文学在海外出版的窘迫现状：2009年全美国只出版了八本中国小说，在英国剑桥大学城最好的书店，中国的书也只有一米长的书架。
近年来这一情况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中国出版业不再游离于全球出版业之外，与世界有了更多的融合。早在2003年，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石宗源提出以“出版‘走出去’作为全面建设我国新闻出版业五大战略之一”。
越来越多的国外好书进入了中国市场，也有不少中国作品活跃在世界舞台上。中国的版权贸易整体上呈逐步增长趋势，版权逆差逐年缩小。
不容忽视的是，虽然有《狼图腾》这样的畅销书输出，但从整体来看，中国版权输出的图书种类仍有局限，目前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气功、保健、中医、餐饮图书居多。与引进的畅销书及其可观的版税利润相比，双方产生的经济影响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为了拓宽外国了解中国的渠道，除了输出版权和出版物，国内出版社（集团）还以资本运作的方式跨国并购或在国外建立出版社。
2014年7月，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以8500万美元收购美国出版国际有限公司的童书项目，一举获得迪士尼等形象的授权及其全球销售网络，成为中国出版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跨国并购。
外研社、中译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等出版社纷纷成立海外编辑部，按照当地的阅读习惯和读者需求共同策划中国主题图书，以便更好地进入当地主流渠道。
国际书展上亦频繁出现中国的身影，中国出版代表团五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和美国BEA等大型书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出版业走向世界的进程。
在2018年10月10日法兰克福书展举行的“中德文化交流”讨论会上，德国龙舍出版社（Drachenhaus-Verlag）负责人诺拉·菲舍尔（Nora Fischer）表示，中国的形象在德国是不完整或是存在偏差的。随着中国出版业深入走向世界，中国形象也将以此为媒逐渐完整起来。
七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让世界为之震撼，创造了物质文明发展的世界奇迹。 与此同时，出版业的发展创造了与物质文明同样令人触目的精神文明，为人们提供了精神层面的支撑，也推动中国文化逐渐被世界所熟知。
参考资料：
《中国出版史》肖东发、杨虎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
《2006——2015年十年间全球出版业格局变迁》任殿顺、张鸿雁 编辑之友 2017/7
《2018年，实体书店销售负增长？小说定价下跌？纸价没涨？“开卷”大数据》 做书 2019/1/14
《传统出版业“拥抱”知识付费：瞄准细分领域，满足小众需求》张贺 人民日报 2019/1/24
《喜忧参半——世界出版业发展走向分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 2018/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