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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簡牘——透視先秦及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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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湖北咸寧的三國赤壁古戰場(圖片提供: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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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時期及三國時代的史料都較為缺乏,原因在於秦始皇焚書坑儒,令先秦的書籍能流傳下來的少之又少。至於三國時代,陳壽所撰的《三國志》記載的史料不太詳盡,令史學家一直對三國時期的歷史感到較為模糊。不過,近代兩次簡牘發現,豐富了這兩個歷史時期的史料,它們是郭店楚簡及走馬樓吳簡,令史學家對先秦及三國史實有更多認識。

 

轟動世界的郭店楚簡

在1993年10月,湖北省沙洋縣荊門市郭店村發現屬戰國中晚期的楚墓群,發現一批楚國時期的簡牘,全部為先秦時期儒家和道家典籍共18篇,引起世界轟動。在中國掀起一股郭店楚簡的研究熱潮之餘,美國、日本、加拿大、台灣等國家和地區,亦紛紛成立研究郭店楚簡的機構,多次召開郭店楚簡的國際學術研討會。

 

郭店村楚墓群第一號墓內出土804枚竹簡,當中有字的竹簡共726枚,字數約一萬三千餘個, 儒家典籍有《緇衣》、《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語叢》(四篇);道家著作有《老子》(甲、乙、丙)三篇和《太一生水》。

 

竹簡內容的思想及學術價值,已故著名學者饒宗頤認為,自1970年以來近二十年的考古新發現,特別大批楚簡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給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帶來一場「自家的文藝復興運動,以代替上一世紀,由西方衝擊而起的新文化運動。」德國漢學家華格納教授評價說:「世界上只有1947年,埃及出土的大批基督教的佚書,可與郭店楚簡的出土相提並論。」前哈佛大學,現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杜維明說:「郭店楚簡出土以後整個中國哲學史、中國學術史都需要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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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藏於湖北博物館的郭店楚簡(圖片提供:草草/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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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三國的走馬樓吳簡

另一次震驚考古學界的簡牘發現,是在1996年7月至11月,於湖南長沙市臨近五一廣場走馬樓地帶,修建平和堂商業廣場時,在原走馬街50號房基下的古井中,出土大批三國時期吳國的簡牘,總數達十萬枚,多達三百萬餘字,超過中國歷代簡牘出土的總和。因為《三國志》記載的史實不太詳盡,這批吳簡為史學家提供了更為全面的三國歷史。

 

這批簡牘經確認為三國時期,吳國長沙郡臨湘縣及臨湘侯國的文書。其書寫年代大部分在東漢建安至吳嘉禾年間(公元196-237年)。長沙在三國時期是東吳政權的根據地,因此簡牘亦出現三國時期熟悉的人物名字,如驃騎將軍「步侯」(即步騭)、東吳名將「呂侯」(即呂岱)及中書典校事呂壹(孫權後期信任的酷吏)。

 

走馬樓吳簡形制包括有木簡、竹簡、木牘、簽牌和封檢等,出土時呈灰棕色或黃褐色,長短寬窄各異,字體工整有序。每片字數多少不一,木牘每枚80至120字,竹簡每枚 30至40字。這批簡牘內容主要包括官府公文、經濟文書、戶籍、名刺、賬簿、佃田租稅券等,推測這批吳簡可能是東吳嘉禾年間,臨湘侯國的官員處理的公文,後因廢棄而全部棄於井內。由於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多方面,對於研究三國時期吳國的土地、賦稅、司法及典章制度,具非常重要的價值,因此,走馬樓吳簡被列為1996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以及二十世紀百項考古大發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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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刺

名刺是載有姓名、職位等,用來自我介紹或作為與人聯繫的紙片,與現代的名片類似。《文心雕龍‧書記》:「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刺是用於稟報的文書,有名刺、入官刺、稟食月別刺、出俸刺、書郵刺等多種形制。名刺由來已久,早在漢晉時已廣為應用,唐宋後稱為「名帖」,是當時人們互相拜會往來時必備的應用文書。現代日本仍稱名片為「名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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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名刺冊,北京首都博物館藏品。(圖片提供:海峰/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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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考古人員在走馬樓新發掘的八號井內,又發現多枚西漢簡牘,總數達一萬餘枚,主要是漢武帝時期的行政文書。這是在同一條街道上的第二次重大發現。為了更好保護及研究簡牘,長沙市政府興建長沙簡牘博物館,於2007年11月8日正式對外開放。這是中國唯一一座,集保護、整理、研究和展示簡牘功能於一身的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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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馬樓漢簡,長沙簡牘博物館藏品。(圖片提供:俄國慶 / 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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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載日期:
2023年09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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