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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简牍——透视先秦及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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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湖北咸宁的三国赤壁古战场(图片提供: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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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及三国时代的史料都较为缺乏,原因在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令先秦的书籍能流传下来的少之又少。至于三国时代,陈寿所撰的《三国志》记载的史料不太详尽,令史学家一直对三国时期的历史感到较为模糊。不过,近代两次简牍发现,丰富了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史料,它们是郭店楚简及走马楼吴简,令史学家对先秦及三国史实有更多认识。

 

轰动世界的郭店楚简

在1993年10月,湖北省沙洋县荆门市郭店村发现属战国中晚期的楚墓群,发现一批楚国时期的简牍,全部为先秦时期儒家和道家典籍共18篇,引起世界轰动。在中国掀起一股郭店楚简的研究热潮之余,美国、日本、加拿大、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亦纷纷成立研究郭店楚简的机构,多次召开郭店楚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郭店村楚墓群第一号墓内出土804枚竹简,当中有字的竹简共726枚,字数约一万三千余个, 儒家典籍有《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四篇);道家著作有《老子》(甲、乙、丙)三篇和《太一生水》。

 

竹简内容的思想及学术价值,已故著名学者饶宗颐认为,自1970年以来近二十年的考古新发现,特别大批楚简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给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代替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起的新文化运动。”德国汉学家华格纳教授评价说:“世界上只有1947年,埃及出土的大批基督教的佚书,可与郭店楚简的出土相提并论。”前哈佛大学,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杜维明说:“郭店楚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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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藏于湖北博物馆的郭店楚简(图片提供:草草/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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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三国的走马楼吴简

另一次震惊考古学界的简牍发现,是在1996年7月至11月,于湖南长沙市临近五一广场走马楼地带,修建平和堂商业广场时,在原走马街50号房基下的古井中,出土大批三国时期吴国的简牍,总数达十万枚,多达三百万余字,超过中国历代简牍出土的总和。因为《三国志》记载的史实不太详尽,这批吴简为史学家提供了更为全面的三国历史。

 

这批简牍经确认为三国时期,吴国长沙郡临湘县及临湘侯国的文书。其书写年代大部分在东汉建安至吴嘉禾年间(公元196-237年)。长沙在三国时期是东吴政权的根据地,因此简牍亦出现三国时期熟悉的人物名字,如骠骑将军“步侯”(即步骘)、东吴名将“吕侯”(即吕岱)及中书典校事吕壹(孙权后期信任的酷吏)。

 

走马楼吴简形制包括有木简、竹简、木牍、签牌和封检等,出土时呈灰棕色或黄褐色,长短宽窄各异,字体工整有序。每片字数多少不一,木牍每枚80至120字,竹简每枚 30至40字。这批简牍内容主要包括官府公文、经济文书、户籍、名刺、账簿、佃田租税券等,推测这批吴简可能是东吴嘉禾年间,临湘侯国的官员处理的公文,后因废弃而全部弃于井内。由于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对于研究三国时期吴国的土地、赋税、司法及典章制度,具非常重要的价值,因此,走马楼吴简被列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以及二十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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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刺

名刺是载有姓名、职位等,用来自我介绍或作为与人联系的纸片,与现代的名片类似。《文心雕龙‧书记》:“百官询事,则有关刺解牒。”刺是用于禀报的文书,有名刺、入官刺、禀食月别刺、出俸刺、书邮刺等多种形制。名刺由来已久,早在汉晋时已广为应用,唐宋后称为“名帖”,是当时人们互相拜会往来时必备的应用文书。现代日本仍称名片为“名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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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名刺册,北京首都博物馆藏品。(图片提供:海峰/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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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考古人员在走马楼新发掘的八号井内,又发现多枚西汉简牍,总数达一万余枚,主要是汉武帝时期的行政文书。这是在同一条街道上的第二次重大发现。为了更好保护及研究简牍,长沙市政府兴建长沙简牍博物馆,于2007年11月8日正式对外开放。这是中国唯一一座,集保护、整理、研究和展示简牍功能于一身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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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楼汉简,长沙简牍博物馆藏品。(图片提供:俄国庆/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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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载日期:
2023年09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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