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到中亞作第二次考察，1907年2月，他向中國西北名城敦煌進發，3月下旬在敦煌漢代長城烽燧遺址內，發現為數約七百多枚漢文木簡殘片，這就是著名的「敦煌漢簡」。斯坦因在1922年曾撰文《敦煌沙磧中漢代長城遺址所出漢代簡牘》（漢譯名為），文中附有法國著名漢學家沙畹教授，在1913年對這批漢簡的考釋。在這篇文章內，沙畹一共考釋了991枚漢簡，而單單是敦煌出土的已佔799枚。

沙畹的考釋是不按簡牘內容分類，而以簡牘出土地作編纂考釋，在每一釋文之後附上考證。簡牘時限確定為公元前98年至公元153年。敦煌漢簡的發現對研究漢代敦煌地區的軍事組織、屯戍狀況，提供極為有價值的第一手資料。中國學者王國維及羅振玉決不讓沙畹專美，他們當時僑居日本，寫信向沙畹索取敦煌漢簡的文書資料及照片。在無法看到實物的情況下，他們僅能依靠沙畹公布的532枚簡牘照片作考釋，「握槧逾月，才粗具條理」，最終在1914年，於日本出版了《流沙墜簡》這劃時代的簡牘研究巨著，震驚中外學術界，被譽為中國研究古代簡牘開創之作。

《流沙墜簡》是按簡牘內容性質分類，全書分為三大類：一、小學術數方技書類考釋；二、屯戍叢殘考釋；三、簡牘遺文考釋。第一部分與第三部分由羅振玉執筆。第一部分是有關曆譜、占書、算術、陰陽、獸醫方之類書籍的殘簡考釋。第三部分是對出土的簡牘中文字不清、殘折厲害的作集中考釋。由王國維負責的第二部分，即《屯戍叢殘考釋》。根據簡牘的內容分為六個小類：簿書、烽燧、戍役、廩給、器物、雜事，在每類簡的考釋之後，王國維還做了總結的考證。

羅振玉與王國維在不能見到實物的情況下，寫成《流沙墜簡》，其中甘苦，足以令人肅然起敬。王國維不僅考定了沙畹釋文，同時還結合了歷史文獻，寫出一批研究漢代制度、西北史地的論文，論證漢代邊郡的組織系統、屯戍狀況、烽燧制度以及玉門關、精絕國等地理位置、漢代西域長史治所等問題。王國維在《流沙墜簡‧序》中說：「乃略考簡牘出土之地，……凡三，一為敦煌迤北之長城，二為羅布淖爾北之古城，其三則和闐東北之尼雅……。敦煌所出，皆兩漢之物。出羅布淖爾北者，其物大抵出自魏末，迄於前涼。其出和闐三地者，都不過二十餘簡，又皆無年代可考，然其最古者猶當為後漢遺物，其近者亦當在隋唐之際也。」

有關漢代在西域的軍事組織、屯戍狀況，史書記載甚略，有的根本無載。斯坦因所獲的敦煌漢簡，為這方面研究有了第一手資料，而王國維則是近代研究漢代邊郡組織系統、烽燧制度的第一人。羅振玉、王國維的《流沙墜簡》，無疑對研究漢代西北史地及社會，軍事狀況，提出許多有益的思考觀點。《流沙墜簡》一書在簡牘研究上的貢獻可說是卓著的，它奠定簡牘研究的基礎，使後世簡牘研究沿着一條正確的路線發展。這書在國外也引起反嚮，外國學者稱這是清代考據學方法在簡牘研究上的奇葩。魯迅曾說：「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是一種研究國學的書……要談國學，他（王國維）才可以算是一個研究國學的人。」

由於當時客觀情況所局限，阻礙了王國維的若干見解，隨着日後不斷公布的簡牘，簡牘研究亦更為深入。在王國維的基礎上，有賀昌群的《流沙墜簡校補》及《流沙墜簡補正》、陳邦福的《漢魏木簡義證》、陳直的《漢簡木簡考略》和《敦煌漢簡釋文評議》、瀧川政次郎的《流沙墜簡所見漢代法制制度》、勞榦的《敦煌漢簡校文》、陳槃的《敦煌木簡符籙試釋》、大庭修的《敦煌漢簡釋文和考證》、何雙全的《敦煌漢簡釋文補正》等等一系列著作，足以完善《流沙墜簡》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