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是青年時期刻苦求學的經歷，使得范仲淹為官後，一直非常重視興學育人。在他努力下，宋代學風為之一變，不少人才湧現。

宋初學校不興

由於唐末、五代以來，時局紛亂，宋初學校多是唐代留下的一些地方學校。宋初的中央學校只有國子監學，還是五代時後周所開辦過的，前此的後唐曾收過國子學生二百名，而宋初時只收了七十名學生，是以七品以上官員子弟入學，往往還無法招滿學生。五代以來各地政權多數也不重視學校教育，讀書風氣衰頹，致力於興學辦教育的甚為少數。雖然各政權的朝廷也曾要求地方州、縣應辦學校，但形同具文，常是或興作、或輟廢，沒有管理執行，可說是一片荒蕪。如范仲淹曾就讀的應天書院和其他極少數的著名書院，因受到表彰而略受支持而已。

宋初建國時，要把地方權力收歸中央，由朝廷派官員出任地方各種職務，因此需要大量人才，科舉制度成為選拔人才任官的現成辦法。通往官僚王國的路途使士人趨之若鶩，無不爭先恐後地讀書考試，這種讀書風氣只為功名利祿，造成學風偏差。在「重文抑武」的方針下，文臣官僚受到禮遇，可惜多數文臣學風偏差，作為官僚之後，又是苟且因循，只求升遷名利。這種普遍衰頹的風氣，加上宋初的科舉重於詞賦，既無關於道德與治道，也得不着義理，使得有識之士醞釀出振士風及激勵名節的要求，范仲淹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興學養士

范仲淹考中進士後派任為廣德軍（安徽廣德）司理參軍，是州一級掌理司法刑獄的九品小官。雖是司法官，但他注重地方學校而特聘名士為教師，這與他早年求學不易的環境和興學心志有關。

范仲淹在廣德軍興學之後，歷任幾處地方官都注重教育。在三十七歲任職江蘇泰州的西溪鹽倉監官，他上書仁宗《奏上時務疏》說到要獎勵諫諍直言的官員，矯正文風的流弊，慎選表徵文學的大臣，都是說士風、文風和讀書教育的養成有關。

接着他任興化知縣，着手於縣學教育。三十九歲（1027年）時受應天府知府晏殊推薦為應天府學任職，使四方學者齊集，造就不少名士。同時他寫了著名的《上執政書》，提出時局與時政的改革主張，這些是他後來主持慶曆新政的基本觀點，其中強調興學養士以得人才的重要性。

以後他任官於睦州（浙江建德）、蘇州、饒州（江西鄱陽）、潤州（江蘇鎮江）、越州（浙江紹興）、鄧州（河南鄧州）、邠州（陝西彬縣），在各地都有興學措施。當他在四十二歲任職中央文學榮譽的館職，作《上時相制舉書》，再度論說到國家當以育才為先務，育才之法在於勸學，勸學的要點是宗六經，以得通達聖人法度，終可輔助王道，仍強調於興學養士。

同時，范仲淹還始終身體力行來實踐他興學的理念。如他在蘇州以自購的南園創辦州學，曾邀請孫復、胡瑗前來講學。孫復原在民間講學，精通儒學，著有《春秋尊王發微》，闡明《春秋》尊王大義，有獨到見解，後來被推薦到中央國子學講學。胡瑗少年時即通經學，倡明體達用之學，同樣在民間講學，受范仲淹禮聘而聲名更顯，後來也被推薦往中央國子學、太學講學，著作有《論語》、《春秋》的解說。孫、胡二人被認為是宋代學術的先河，再加上孫復的弟子石介，共稱為宋初三先生，都是受到范仲淹重視而引為志趣相友的同調，就是倡行興學養士，以師道明正學來扭轉一代的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