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青年时期刻苦求学的经历，使得范仲淹为官后，一直非常重视兴学育人。在他努力下，宋代学风为之一变，不少人才涌现。

宋初学校不兴

由于唐末、五代以来，时局纷乱，宋初学校多是唐代留下的一些地方学校。宋初的中央学校只有国子监学，还是五代时后周所开办过的，前此的后唐曾收过国子学生二百名，而宋初时只收了七十名学生，是以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学，往往还无法招满学生。五代以来各地政权多数也不重视学校教育，读书风气衰颓，致力于兴学办教育的甚为少数。虽然各政权的朝廷也曾要求地方州、县应办学校，但形同具文，常是或兴作、或辍废，没有管理执行，可说是一片荒芜。如范仲淹曾就读的应天书院和其他极少数的著名书院，因受到表彰而略受支持而已。

宋初建国时，要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由朝廷派官员出任地方各种职务，因此需要大量人才，科举制度成为选拔人才任官的现成办法。通往官僚王国的路途使士人趋之若鹜，无不争先恐后地读书考试，这种读书风气只为功名利禄，造成学风偏差。在“重文抑武”的方针下，文臣官僚受到礼遇，可惜多数文臣学风偏差，作为官僚之后，又是苟且因循，只求升迁名利。这种普遍衰颓的风气，加上宋初的科举重于词赋，既无关于道德与治道，也得不着义理，使得有识之士酝酿出振士风及激励名节的要求，范仲淹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兴学养士

范仲淹考中进士后派任为广德军（安徽广德）司理参军，是州一级掌理司法刑狱的九品小官。虽是司法官，但他注重地方学校而特聘名士为教师，这与他早年求学不易的环境和兴学心志有关。

范仲淹在广德军兴学之后，历任几处地方官都注重教育。在三十七岁任职江苏泰州的西溪盐仓监官，他上书仁宗《奏上时务疏》说到要奖励谏诤直言的官员，矫正文风的流弊，慎选表征文学的大臣，都是说士风、文风和读书教育的养成有关。

接着他任兴化知县，着手于县学教育。三十九岁（1027年）时受应天府知府晏殊推荐为应天府学任职，使四方学者齐集，造就不少名士。同时他写了著名的《上执政书》，提出时局与时政的改革主张，这些是他后来主持庆历新政的基本观点，其中强调兴学养士以得人才的重要性。

以后他任官于睦州（浙江建德）、苏州、饶州（江西鄱阳）、润州（江苏镇江）、越州（浙江绍兴）、邓州（河南邓州）、邠州（陕西彬县），在各地都有兴学措施。当他在四十二岁任职中央文学荣誉的馆职，作《上时相制举书》，再度论说到国家当以育才为先务，育才之法在于劝学，劝学的要点是宗六经，以得通达圣人法度，终可辅助王道，仍强调于兴学养士。

同时，范仲淹还始终身体力行来实践他兴学的理念。如他在苏州以自购的南园创办州学，曾邀请孙复、胡瑗前来讲学。孙复原在民间讲学，精通儒学，著有《春秋尊王发微》，阐明《春秋》尊王大义，有独到见解，后来被推荐到中央国子学讲学。胡瑗少年时即通经学，倡明体达用之学，同样在民间讲学，受范仲淹礼聘而声名更显，后来也被推荐往中央国子学、太学讲学，著作有《论语》、《春秋》的解说。孙、胡二人被认为是宋代学术的先河，再加上孙复的弟子石介，共称为宋初三先生，都是受到范仲淹重视而引为志趣相友的同调，就是倡行兴学养士，以师道明正学来扭转一代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