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

俠客與「義」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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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義二字在俠客生涯中經常出現(圖片提供: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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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韓非子》以來,「俠」就以具有某種氣類的人物的代稱出現,他以外在社會為生命的舞台,重然諾,講誠信,能仗義疏財,急人之難;但是,從法治的角度來說,他們聚徒黨、交豪貴、帶利劍,每以私人武力代行公權力,卻也往往破壞了社會原有的穩定秩序,是優劣並見。

   

後人對俠客的稱許,每以「行俠仗義」為說,但這個「義」字,指「義氣」而言,實際上未必如許多人所想像中的「正義」或「仁義」,司馬遷對這點看得最清楚,所以強調了俠的「不軌於正義」。俠客的行事,出之以主觀、直覺的感受,在一時受到情緒的激蕩下,未經理性的思考,不計其行為的後果,更未必有明確的是非判斷標準,勇往直前,付諸具體行動,其實是一種近於血氣之勇的「氣義」。所以唐代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便指出,「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意思是說,俠客行事直截而明快,但卻不是先有一個「仁義」的標準為依據,雖然可能偶爾會符合所謂的「正義」或「仁義」,但多數的時候,恐怕是與此無關,甚至可能是違背。

 

俠客所奉行的「義」,並不如儒家所強調的「正義」,具有普遍的歸範意味,而往往是「一對一」、「個人對個人」,這點,我們從司馬遷所寫的幾位刺客的作為中,就可分明看出。

   

以豫讓為例,他基於智伯「以國士待我」的恩義,決定「以國士報之」。故在智伯死後,「漆身為厲,吞炭為啞」,處心積慮,欲刺殺趙襄子為智伯復仇。這是俠客知恩圖報,「士為知己而死」的典範。但從歷史上看,究竟是趙襄子還是智伯才是站在「正義」的一方,恐怕很難論定。荊軻刺殺秦始皇,「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十足體現了俠客的勇毅精神,也回報了燕太子丹對他的知遇之恩、攏絡之情。秦始皇固然因為後世被視為「暴君」,因而使荊軻享有「除暴」的英雄聲名,但是,如果攤開歷史,燕太子丹之所以不聽其師鞠武的規勸,罔顧全燕國百姓的後患,非得覓人刺殺秦始皇不可,竟然只是為了報復個人在秦受辱的怨氣而已,假如將秦始皇換成像周文王的明君,你認為荊軻會不會行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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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畫家渡辺延一所繪的「豫讓刺趙襄子」(圖片提供:林保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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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一」的個人恩義,施於彼此之間,所謂「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基本上是不成問題的,但人處於社會之中,三人成「众」(眾),多一人,就多了一個複雜的「變數」,因此,俠客的「義」,自然未必能適用社會群體,更未必能成為通行的普遍準則了。

   

「義氣」與「正義」之所以相混淆,主要關鍵不但在於「義」的多義性質,更在於對「義」的不同「定義」。從字形上說,「義」字从我从羊,从羊的字,都有美善的意思,換句話說「義」的本義,乃指「對自己而言是美善的」,所以墨子解說「義」時,就直接說明「義者,利也」,對自己有利,或是認為對自己有利,就是「義」。直到儒家開始,才將「義」與「利」作為君子、小人的區別,而在孟子的理論體系中,才將「義」闡解為「正道」,為普遍應該遵循的「合宜」的原則。

   

俠客的「義」,帶有相當大的「利他」性質,這也是後世闡釋俠客精神的重點,但卻忽略了是先有「利己」在心,然後才有限度的「利他」,甚至只是利於少數的他人而不是眾多的他人。必須在這點上加以精準掌握,才能真正理解俠客的「義」。正因俠客的「義」並不能等同於「正義」,甚至極可能違反「正義」,因此,在後世有關俠客形象演變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到一個重要的趨勢,那就是「義氣」逐漸從血氣之勇的「氣義」,歸返於儒家所強調的「仁義」。在唐代李德裕標舉出「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之後,乃正式具現。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義」有「假」的意思,空具名義,而未必真實,也稱為「義」,如義父、義肢等,因此,俠客的「義」也經常被人當作是一個藉口。司馬遷對此觀察得最為透闢,所以會引用莊子的觀點,大發感慨,「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就是像跖、蹻般的暴戾,其徒還是「誦義無窮」。在現實社會上,我們的確可以看到許多標榜「正義」的人,其實往往都是完全不公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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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平遙古城華北第一鏢局內張貼的字(圖片提供:海峰/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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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載日期:
2021年12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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