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蘇」，即蘇洵、蘇軾、蘇轍父子及兄弟。他們與王安石，乃至歐陽修、曾鞏之間都有很深的交往。蘇洵（1009—1066年），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人稱「老蘇」。今存《嘉祐集》15卷。蘇軾（1037—1101年），字子瞻，號東坡居士，蘇洵之子。今存《東坡全集》150卷。蘇轍（1039—1112年），字子由，號穎濱遺老。嘉祐二年與兄蘇軾同登進士第。今存《欒城集》及後集、三集共84卷。

蘇洵27歲始發憤為學，舉進士不第。至和、嘉祐間至京師，以其文為歐陽修所推重，宰相韓琦薦之於朝。蘇洵是大器晚成的散文家，作文以學養為基礎而重氣勢，文字雄奇堅勁，結構謹嚴，說理周詳，氣勢磅礴而曲折多變，有先秦縱橫家之風。明清散文選本如《唐宋八大家文抄》、《古文觀止》等所載署名蘇洵的《辨姦論》，對王安石作了百般詆毁與醜化，實際上並不是蘇洵的文章。它不見於蘇洵的《嘉祐集》，而最早出自北宋邵伯溫的《邵氏聞見錄》。況且在蘇洵卒後三年（1069年），王安石才入朝執政，推行新法，此文想把蘇洵說成是個預言家，可是漏洞百出。據清人李紱和蔡上翔的有力考證，它完全是邵伯溫為了惡意攻擊王安石變法而偽造，根本不能歸在蘇洵的名下。相傳蘇洵與王安石不和，大約由於二人個性與氣質顯然不同所致。

蘇轍的文學成就也主要在散文方面，其文記事詳贍工穩，文風淡泊平和，議論以穩健見長。蘇轍的文章不如其兄蘇軾才華橫溢，然而在宋代散文史上，仍是獨樹一幟的。熙寧二年（1069年）神宗起用王安石推行新法，蘇轍站在保守派的一面，上書神宗並致信王安石，反對變法。後來感到在朝中呆不下去，便請求外任，曾歷任一些地方官職，並連遭貶職。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病逝，哲宗即位，神宗之母高太后臨朝聽政，任用保守派執政，蘇轍一度入京執掌朝政。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親政，新黨上台，蘇轍又遭貶職。後隨着政治形勢變化，官職時升時黜，最後告老還鄉，卒年74歲。

蘇轍早年與王安石政見不和，主要緣於青苗法之爭。其實王安石在變法中處於一種相當尷尬的地位：有功績乃神宗之功，有過錯乃王安石之過。蘇轍的上言自然沒被神宗採納，但人們把攻擊的矛頭仍然指向王安石，認為神宗不接受蘇轍的意見是受了王安石迷惑。王安石何不冤哉？

至於為人坦蕩，講究風節，有志於改革朝政且勇於進言的蘇軾，在北宋黨爭的漩渦中幾經沉浮，歷盡坎坷。因作詩被彈劾，釀成「烏台詩案」，幾乎喪命，被貶至黃州。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舊黨得勢，蘇軾被召還，累遷中書舍人、翰林院學士。後出知杭州，任禮部尚書，再知定州。哲宗親政，重新啟用新黨，蘇軾又罹黨禍，遠謫嶺南惠州、海南儋州。至徽宗即位遇赦北還，卒於常州。追諡文忠。宦海沉浮使蘇軾對人生、命運、世界有了透徹的洞察了悟，使他的創作達到完美的境地，成為有宋一代最有成就的文學巨匠。

王安石倡導的熙寧變法，是北宋歷史大背景下產生的政治變革運動。歐陽修、曾鞏、蘇洵、蘇軾、蘇轍以及王安石自己，立場與政見儘管不同，但都毫無例外地捲進這場政治鬥爭的風暴裏。鬥爭的殘酷以及變革的失敗，也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們各自的坎坷經歷乃至人生悲劇。他們的文學創作，也深深地打上了這種時代的烙印，反映着他們各自的人生軌跡和豐富的內心世界。

蘇軾是王安石的文友，也是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蘇軾思想敏銳，敢於直言，無所畏懼，而王安石變法的初衷，雖說是為了富國強兵，只是由於觸動了既得集團的利益，加上新法執行時出現的一系列問題，遭到保守勢力反對，才導致了長達數十年的新舊黨爭，這卻是二人都不願意看到的。

王安石與蘇軾，政見上不相同，但都出於謀國之忱，二人的品格都很正直，文學上都有卓越成就與崇高聲望，所以私交上仍可文字唱和，聲氣流通。元豐七年（1084年）七月，蘇軾由黃州（今湖北黃崗）路過金陵，與罷相居鍾山的王安石相見，二人誦詩談佛，流連忘返。分別後，蘇軾給王安石寫了一信，在信中向王安石推薦了青年詩人秦少游。下文即是王安石的回信《回蘇子瞻簡》：

某啟：承誨喻累幅，知尚盤桓江北，俯仰逾月，豈勝感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葉致遠適見，亦以為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之。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尚妨細讀。嘗鼎一臠，旨可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未相見，跋涉自愛，書不宣悉。

王安石在回蘇軾的信中，首先表達了與蘇軾分別後的惆悵之感，隨後稱許了秦少游的詩，同意友人葉濤評秦少游詩「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之」的讚語。這封短簡的字裏行間，展示了王安石與蘇軾二位文學大家親密交往的情景，令人動容。可見，王安石晚年和蘇東坡的交情是極深厚的。蔡絛《西清詩話》記載說：「元豐中，王文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北遷，日與公遊，盡論古昔文字，閒即俱味禪悅。公嘆息謂人曰：『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