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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与三苏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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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中北宋三苏画像(图片提供:冯立军/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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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即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及兄弟。他们与王安石,乃至欧阳修、曾巩之间都有很深的交往。苏洵(1009—1066年),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人称“老苏”。今存《嘉祐集》15卷。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洵之子。今存《东坡全集》150卷。苏辙(1039—1112年),字子由,号颖滨遗老。嘉祐二年与兄苏轼同登进士第。今存《栾城集》及后集、三集共84卷。

 

苏洵27岁始发愤为学,举进士不第。至和、嘉祐间至京师,以其文为欧阳修所推重,宰相韩琦荐之于朝。苏洵是大器晚成的散文家,作文以学养为基础而重气势,文字雄奇坚劲,结构谨严,说理周详,气势磅礴而曲折多变,有先秦纵横家之风。明清散文选本如《唐宋八大家文抄》、《古文观止》等所载署名苏洵的《辨奸论》,对王安石作了百般诋毁与丑化,实际上并不是苏洵的文章。它不见于苏洵的《嘉祐集》,而最早出自北宋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况且在苏洵卒后三年(1069年),王安石才入朝执政,推行新法,此文想把苏洵说成是个预言家,可是漏洞百出。据清人李绂和蔡上翔的有力考证,它完全是邵伯温为了恶意攻击王安石变法而伪造,根本不能归在苏洵的名下。相传苏洵与王安石不和,大约由于二人个性与气质显然不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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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洵像(图片提供:黄金国/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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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的文学成就也主要在散文方面,其文记事详赡工稳,文风淡泊平和,议论以稳健见长。苏辙的文章不如其兄苏轼才华横溢,然而在宋代散文史上,仍是独树一帜的。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起用王安石推行新法,苏辙站在保守派的一面,上书神宗并致信王安石,反对变法。后来感到在朝中呆不下去,便请求外任,曾历任一些地方官职,并连遭贬职。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病逝,哲宗即位,神宗之母高太后临朝听政,任用保守派执政,苏辙一度入京执掌朝政。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新党上台,苏辙又遭贬职。后随着政治形势变化,官职时升时黜,最后告老还乡,卒年74岁。

 

苏辙早年与王安石政见不和,主要缘于青苗法之争。其实王安石在变法中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地位:有功绩乃神宗之功,有过错乃王安石之过。苏辙的上言自然没被神宗采纳,但人们把攻击的矛头仍然指向王安石,认为神宗不接受苏辙的意见是受了王安石迷惑。王安石何不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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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辙像(图片提供:黄金国/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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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的苏轼,在北宋党争的漩涡中几经沉浮,历尽坎坷。因作诗被弹劾,酿成“乌台诗案”,几乎丧命,被贬至黄州。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旧党得势,苏轼被召还,累迁中书舍人、翰林院学士。后出知杭州,任礼部尚书,再知定州。哲宗亲政,重新启用新党,苏轼又罹党祸,远谪岭南惠州、海南儋州。至徽宗即位遇赦北还,卒于常州。追谥文忠。宦海沉浮使苏轼对人生、命运、世界有了透彻的洞察了悟,使他的创作达到完美的境地,成为有宋一代最有成就的文学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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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到湖州上任,按惯例到任时会向皇帝上表,苏轼当时写了《湖州谢上表》。表中说:“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苏轼在文尾的几句牢骚话,例如“新进”,指的是王安石变法时被引进的一批“群小”。“生事”一词,已成为保守派攻击变法派时的习惯用语。改革派看见苏轼这样批评,当然要向皇上告状。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人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苏轼,苏轼被解到京城,经过两个多月的“根勘”审理,最后,李定等人给苏轼“四大罪状”,请求宋神宗处死苏轼。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曾有遗嘱:除了犯叛逆谋反罪,一概不杀大臣。朝野上下均认为苏轼未犯叛逆罪,不该重处。由于各方面的营救和舆论压力,促使宋神宗宽贷苏轼,从轻发落。最终,苏轼得轻判,以“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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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眉山三苏纪念馆内苏轼书信(图片提供:黄金国/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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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倡导的熙宁变法,是北宋历史大背景下产生的政治变革运动。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以及王安石自己,立场与政见尽管不同,但都毫无例外地卷进这场政治斗争的风暴里。斗争的残酷以及变革的失败,也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各自的坎坷经历乃至人生悲剧。他们的文学创作,也深深地打上了这种时代的烙印,反映着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苏轼是王安石的文友,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苏轼思想敏锐,敢于直言,无所畏惧,而王安石变法的初衷,虽说是为了富国强兵,只是由于触动了既得集团的利益,加上新法执行时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遭到保守势力反对,才导致了长达数十年的新旧党争,这却是二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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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与苏轼连环画(图片提供:邹自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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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与苏轼,政见上不相同,但都出于谋国之忱,二人的品格都很正直,文学上都有卓越成就与崇高声望,所以私交上仍可文字唱和,声气流通。元丰七年(1084年)七月,苏轼由黄州(今湖北黄岗)路过金陵,与罢相居钟山的王安石相见,二人诵诗谈佛,流连忘返。分别后,苏轼给王安石写了一信,在信中向王安石推荐了青年诗人秦少游。下文即是王安石的回信《回苏子瞻简》:

某启:承诲喻累幅,知尚盘桓江北,俯仰逾月,岂胜感怅!得秦君诗,手不能舍。叶致远适见,亦以为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不知公意如何?余卷正冒眩,尚妨细读。尝鼎一脔,旨可知也。公奇秦君,数口之不置;吾又获诗,手之不舍。然闻秦君尝学至言妙道,无乃笑我与公嗜好过乎?未相见,跋涉自爱,书不宣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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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与苏轼在半山园模拟场景(图片提供:邹自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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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在回苏轼的信中,首先表达了与苏轼分别后的惆怅之感,随后称许了秦少游的诗,同意友人叶涛评秦少游诗“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的赞语。这封短简的字里行间,展示了王安石与苏轼二位文学大家亲密交往的情景,令人动容。可见,王安石晚年和苏东坡的交情是极深厚的。蔡绦《西清诗话》记载说:“元丰中,王文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悦。公叹息谓人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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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载日期:
2021年0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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