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化是指歷史上徽州區富有特色的文化積澱和文化現象。徽州文化能成為一個富有特色的區域，主要是因為其獨特的自然環境和人口遷徙所形成。但嚴格定義的徽州文化，是指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把這個地區定名為徽州，管轄歙縣、休寧、婺源、績溪、黟縣、祁門六縣的地區，六縣一體歷久不變，一直延到清末，甚至民國，它包涵了這一長時期的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與精神文化。徽州文化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徽州文化階段、前徽州文化的山越文化階段、新安文化階段，也可再從山越文化階段分出一個古越文化階段，成為四個階段。

古越文化階段，時間從遠古到春秋戰國。當時的居民是從華夏的炎黃族系和東夷的太少皞族中分離出來，最初生活在黃河中下游一帶。由於部落之間的爭鬥，形成了散落各地、互不相屬、大小不等的「百越」部落，其中的一支來到徽州這塊土地上定居。從徽州出土的大量幾何印紋硬陶與其上刻劃的文字和符號看，從其善於使用「戉」這樣種勞動工具看，這一支應屬古越族。他們「斷髮文身」，「勇悍尚武」；他們有自己的圖騰崇拜；他們已使農業、手工業發展到一定水準；他們已能製作印紋陶。屯溪西周墓出土的一件「鐘形五柱樂器」和一隻銅鼎及其上面的舞蹈圖，不僅可以說明他們已有相當高明的手工業技藝，也可說明他們已有一定的休閒時間和較多的文娛方式。從徽州地區新石器時代的許多遺址如新洲遺址、下馮塘遺址、桐子山遺址、績溪胡家村遺址看，特別是從屯溪西郊挖掘出來的七座從西周到春秋的土墩墓的出土文物看，當時徽州地區的文化與中原文化既有相同亦有相異之處，而和江南越人居住地的文化則不僅同體，而且發展同步。這一古越文化應是後來徽州文化的源頭之一。

山越文化階段，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平定江南，降伏百越。約在秦始皇三十年左右，置黝（後改黟）、歙兩縣。先屬會稽郡，後屬鄣郡。當地居民與被迫遷來及因避亂來定居的居民，因受不了或不願受統治王朝的暴虐統治與剝削，紛紛進入深山，「依山阻險，不納王租」，被稱為「山越」。三國時期的吳國平定了山越的反抗與暴亂，在此置新都郡，此後又用斷糧圍困的辦法迫使山越人出山，從此徽州山越人與漢族人逐漸融合。從戰國至三國的五百年間，徽州以外地區的農業與手工業已有很大發展，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封建意識形態已趨成熟。而徽州因與外界很少互動，各個方面均相當落後。但漢、越文化畢竟已開始碰撞交融，並已從巢居、穴居演變到建築初始的房屋居住，顯然為以後出現的徽州文化邁向一大步。

從西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在此設置新安郡起，中經隋開皇九年（公元589年）將新安郡改為歙州，到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將歙州改為徽州之前，在這八百多年是新安文化階段。由於西漢末黃巾起義，西晉末的永嘉之亂，唐末的黃巢起義，北宋末的金兵入侵導致宋室南遷，中原士族多次大規模南遷，許多士族都選擇徽州這塊土地定居，並多聚族而成村落，從而形成了典型的徽州宗族社會，並以佔有優勢的中原文化為主要成分，融合了土著的山越文化，形成一種嚴宗族、敬祖先、重禮儀、崇理性、興教育、喜文藝、勤勞儉樸、急公好義的新安文化，為徽州文化的興起打下了一個較好的基礎。

徽州文化階段，是從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把歙州改為徽州開始，中經南宋、元、明、清，直到民國之末。所謂徽州文化應該就是這一長達828年的文化，而在此之前的文化都叫作「前徽州文化」。這一歷史階段，由於崛起於宋代並鼎盛於明、清兩代的徽商為徽州創造了大量財富，因而使徽州在此堅實的物質基礎上，出現了一種「十戶之村不廢誦讀」的文風昌盛的氛圍，並呈現了多領域、多學科的百花競豔、異彩紛呈的繁榮局面，同時培育了眾多在各個方面的文化精英甚至影響深遠的傑出人物。世人一直努力研究的就是第四階段的徽州文化，它包括徽州宗族社會、土地關係、村落、民俗、方言、徽商、工藝、菜系、教育、科技、醫藥、刻書、文書檔案、新安理學、新安樸學、文學、建築、戲曲、新安畫派、徽派版畫、徽派篆刻及各個方面最為傑出的人物。

徽州文化發展的四個階段，相當典型地反映了中華文化的發展。徽州文化第四階段的巨大成就，也相當典型地反映了中華文化在該歷史時期的巨大成就。魯曾因出了一個孔丘（孔子）而著名；鄒曾因出了一個孟軻（孟子）而出名。徽州被人稱為「東南鄒魯」，就因為它曾出過孔丘式或孟軻式的人物。可以說，徽州文化是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華文化中極具代表性的典型文化。正是在這裏，出現了儒、釋、道會通交融，理學與心學會通交融，漢學與宋學會通交融，繪畫的南宗與北宗匯通交融等，更有中西學術與科技等的會通交融，從而使徽州文化因不斷出現新質而有新的發展，對促使與推動整個中華文化的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