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化是指历史上徽州区富有特色的文化积淀和文化现象。徽州文化能成为一个富有特色的区域，主要是因为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口迁徙所形成。但严格定义的徽州文化，是指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把这个地区定名为徽州，管辖歙县、休宁、婺源、绩溪、黟县、祁门六县的地区，六县一体历久不变，一直延到清末，甚至民国，它包涵了这一长时期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徽州文化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徽州文化阶段、前徽州文化的山越文化阶段、新安文化阶段，也可再从山越文化阶段分出一个古越文化阶段，成为四个阶段。

古越文化阶段，时间从远古到春秋战国。当时的居民是从华夏的炎黄族系和东夷的太少皞族中分离出来，最初生活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由于部落之间的争斗，形成了散落各地、互不相属、大小不等的“百越”部落，其中的一支来到徽州这块土地上定居。从徽州出土的大量几何印纹硬陶与其上刻划的文字和符号看，从其善于使用“戉”这样种劳动工具看，这一支应属古越族。他们“断发文身”，“勇悍尚武”；他们有自己的图腾崇拜；他们已使农业、手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准；他们已能制作印纹陶。屯溪西周墓出土的一件“钟形五柱乐器”和一只铜鼎及其上面的舞蹈图，不仅可以说明他们已有相当高明的手工业技艺，也可说明他们已有一定的休闲时间和较多的文娱方式。从徽州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许多遗址如新洲遗址、下冯塘遗址、桐子山遗址、绩溪胡家村遗址看，特别是从屯溪西郊挖掘出来的七座从西周到春秋的土墩墓的出土文物看，当时徽州地区的文化与中原文化既有相同亦有相异之处，而和江南越人居住地的文化则不仅同体，而且发展同步。这一古越文化应是后来徽州文化的源头之一。

山越文化阶段，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平定江南，降伏百越。约在秦始皇三十年左右，置黝（后改黟）、歙两县。先属会稽郡，后属鄣郡。当地居民与被迫迁来及因避乱来定居的居民，因受不了或不愿受统治王朝的暴虐统治与剥削，纷纷进入深山，“依山阻险，不纳王租”，被称为“山越”。三国时期的吴国平定了山越的反抗与暴乱，在此置新都郡，此后又用断粮围困的办法迫使山越人出山，从此徽州山越人与汉族人逐渐融合。从战国至三国的五百年间，徽州以外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已有很大发展，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意识形态已趋成熟。而徽州因与外界很少互动，各个方面均相当落后。但汉、越文化毕竟已开始碰撞交融，并已从巢居、穴居演变到建筑初始的房屋居住，显然为以后出现的徽州文化迈向一大步。

从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在此设置新安郡起，中经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将新安郡改为歙州，到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将歙州改为徽州之前，在这八百多年是新安文化阶段。由于西汉末黄巾起义，西晋末的永嘉之乱，唐末的黄巢起义，北宋末的金兵入侵导致宋室南迁，中原士族多次大规模南迁，许多士族都选择徽州这块土地定居，并多聚族而成村落，从而形成了典型的徽州宗族社会，并以占有优势的中原文化为主要成分，融合了土著的山越文化，形成一种严宗族、敬祖先、重礼仪、崇理性、兴教育、喜文艺、勤劳俭朴、急公好义的新安文化，为徽州文化的兴起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徽州文化阶段，是从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把歙州改为徽州开始，中经南宋、元、明、清，直到民国之末。所谓徽州文化应该就是这一长达828年的文化，而在此之前的文化都叫作“前徽州文化”。这一历史阶段，由于崛起于宋代并鼎盛于明、清两代的徽商为徽州创造了大量财富，因而使徽州在此坚实的物质基础上，出现了一种“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风昌盛的氛围，并呈现了多领域、多学科的百花竞艳、异彩纷呈的繁荣局面，同时培育了众多在各个方面的文化精英甚至影响深远的杰出人物。世人一直努力研究的就是第四阶段的徽州文化，它包括徽州宗族社会、土地关系、村落、民俗、方言、徽商、工艺、菜系、教育、科技、医药、刻书、文书档案、新安理学、新安朴学、文学、建筑、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及各个方面最为杰出的人物。

徽州文化发展的四个阶段，相当典型地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徽州文化第四阶段的巨大成就，也相当典型地反映了中华文化在该历史时期的巨大成就。鲁曾因出了一个孔丘（孔子）而著名；邹曾因出了一个孟轲（孟子）而出名。徽州被人称为“东南邹鲁”，就因为它曾出过孔丘式或孟轲式的人物。可以说，徽州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文化。正是在这里，出现了儒、释、道会通交融，理学与心学会通交融，汉学与宋学会通交融，绘画的南宗与北宗汇通交融等，更有中西学术与科技等的会通交融，从而使徽州文化因不断出现新质而有新的发展，对促使与推动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