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学”曾经是“新安理学”与“徽州学术”的代称，也曾是“徽州府学”的缩写。元、明时才逐渐以“徽学”指称研究徽州文化的一门科学，而真正意义上的“徽学”，应该是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出现的新学科。它的诞生和发现大量徽州文书是分不开的，而发现大量徽州文书又和曾主持屯溪古籍书店工作的绩溪人余庭光分不开。由于余庭光不断收购了十余万件文书，以其数量大、种类多、涉及面广、时间跨度长、学术价值高，引起人们对徽州文化的研究兴趣，从而出现了这一门新学科。

徽学常被人们看作与敦煌学、藏学并列的三大显学之一。实际上，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敦煌石窟的文献资料、建筑艺术、绘画艺术与雕塑艺术；藏学研究主要内容是藏族这一个少数民族的物质与非物质的历史文化、特别是藏族宗教文化；徽学则不仅是把徽州的物质与非物质的历史文化，作为一个地域文化来研究，而且把徽州文化作为整个中华民族，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整个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来研究。因此，在学术研究领域，徽学显然有其更为重要的地位，研究它也有更大的作用与更深远的影响。

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从南宋到清末的徽州一府六县（包括歙县、休宁、婺源、绩溪、黟县、祁门）的历史文化，但时间可上伸及徽州有史以来，下延到民国；空间应扩大到曾隶属于徽州的各县，以至徽州人及徽州文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可以说，只要有人对徽州的文化现象作评价，那便可看作徽学的萌芽。如此，唐人杜荀鹤咏黄山汤泉：“闻有灵汤独去寻，一瓶一钵一兼金。不愁乱世兵相害，却喜寒山路入深。野老祭坛鸦噪庙，猎人冲雪鹿惊林。幻身若是逢僧者，水洗皮肤语洗心。”既对徽州的自然景观作了评价，又对当地僧人的言语的价值作了评价，如是则徽学乃由此起步。到宋人范成大把徽州比作邹鲁，更是对徽州整体文化现象的一种评价了。南宋罗愿编撰的《新安志》，既考徽州源流与沿革，记人物、述文献、录方物，更评徽州学术，可以算作徽学的正式开始。元、明至清，不仅许多文史著述与文学作品都涉及对徽州文化的认识与评价，而且还有人对徽州的一些宗族与社会现象作记述与研究。

到目前为止，研究徽州文化的主要实体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研究徽州文化的主要社团有：安徽省徽学学会、黄山市徽学研究会。研究徽州文化的主要刊物有安徽省徽学学会的《徽州学丛刊》；黄山市徽学研究会的《徽学通讯》、《徽学》；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的《徽州文化研究》（通讯）。此外，日本、韩国等国也都设有徽学研究的专门组织，并积极培养研究人才。关于徽州文化的学术研讨活动，近二十多年来日益频繁。1988年，“徽州社会经济史学术讨论会”在芜湖召开。1993年，首届“全国徽学学术讨论会暨黄山建设研讨会”在黄山市召开，并有美、韩两国两位学者前来参加。1994年，“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在黄山市召开。1999年，“第二届徽州历史档案与徽州文化国际研讨会”在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召开。从1984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关于徽州的画派、徽商、朱熹、戴震、胡适等人的学术思想等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的专题研讨会也曾多次举行。

被视为徽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最早该是南宋罗愿的《新安志》、元代陈栎的《新安大族志》、明代程敏政的《新安文献志》与《续志》。二十世纪开始，到1949年以前，出现不少中外学者如黄宾虹、郑振铎、傅衣凌、日本人牧也巽及藤井宏等所写的研究徽州文化的论文，内容涉及徽州历史人物、学术、艺术。徽州六县（包括歙县、休宁、婺源、绩溪、黟县、祁门）还编纂出版了九部县志，乡土志和乡镇志。1949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徽州数十万件原始契约文书的发现与流传，徽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安徽省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安徽历史学报》、《安徽史学通讯》就曾发表傅衣凌、王重民等不少有关徽州文化的文章。资料性书籍则有张仲一等所写的《徽州明代住宅》（1957年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汪世清等编的《渐江资料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文化大革命”后，成果愈来愈多，资料性的主要有：张海鹏、王廷元主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安徽省博物馆整理校正的《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校的上述丛编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

其他关于徽州科技、医药、绘画、版画、雕塑、篆刻等以及关于徽州各方面历史人物的研究成果也常有问世。而最大的成果是安徽人民出版社在2005年5月出版的涉及徽州文化方方面面、由二十多部专著和千幅以上彩色或黑白图片构成、总字数达六百多万字的《徽州文化全书》。由于参加各卷写作的作者均为有关领域的著名专家，因此，此书基本上反映了国内徽州文化研究的较高水准，也可看作徽州文化研究史上的一个相当辉煌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