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門寺位於陝西省寶雞市扶風縣十公里處的法門鎮。相傳它建於北魏時期，是因舍利而建塔，因塔而成寺的，距今大約已有一千七百多年歷史。自古以來，因塔內藏有釋迦牟尼佛的舍利而著名。這寺發展於北魏，鼎盛於唐代，是當時佛教四大聖地（五台山、終南山、泗洲普光王寺、法門寺）之一，又被尊為皇家寺院。其時佔地面積多達1,500畝，寺裏僧人不下萬人，建有瑰琳宮二十四院。唐代歷史上曾有唐太宗、高宗、武則天、中宗、肅宗、德宗、憲宗、懿宗等八位皇帝先後六次迎奉法門寺舍利入皇宮供養，並施以金、玉、錦繡、瓷器等用品來供奉。唐代末年，法門寺寶塔下用以安置佛舍利及皇室供養品的地宮封門。宋代以後，由於佛教的衰敗，這裏因此逐漸被人遺忘。

傳說大約在周武王之後，印度佛教傳入中國。美陽村（今位於陝西省寶雞市，毗鄰為法門寺）有個叫法阿門的窮書生崇佛，設壇教化，並上書周天子弘揚佛教。周天子視為異端邪說，下令緝拿法阿門，並砍掉法阿門的雙腿、雙手，乃至割舌剜眼削耳。法阿門堅決護法教傳的事跡傳到釋迦牟尼耳裏，頗受感動，對阿育王留下遺囑：「我入化後，汝將吾體斷成八萬四千塊，一塊送往東土周朝法阿門的故居，其餘分送世界各地。」釋迦牟尼死後，阿育王便遵囑差鬼神，送一份舍利到法阿門住的美陽村，於是法阿門誦經壇之處聳起一座10丈高的寶塔。塔底洞穴水銀鋪地，金船泛其上，船內有金匣，匣內珍藏佛指舍利。為了紀念法阿門以身殉教，阿育王寺被改為法門寺。

周都岐邑一夜之間冒出佛塔以後，周王與百姓們以為是夷狄神骨的建築，於是將其剷去，次日塔又冒了出來。再次剷去，再次冒出。如此這般鏟了一茬又一茬，塔仍巍然長存。這則傳說反映了法門寺塔歷經劫難，但塔仍挺立，千古不滅；這也曲折反映了印度佛教傳入中國的坎坷道路，弘法的高僧大德們百折不撓，終於依傍國主，使佛教在中國紮根。這是西典東來並立足華夏的一段弘法史的縮影。

法門寺、塔創建於何時？較為可靠的說法是在北魏文成帝「初復佛法」之後，大約在公元五世紀中葉。法門寺現存一通四面造像碑（亦稱「千佛碑」），學者們認為此碑刻於北魏，將其作為法門寺塔創建於北魏的實物證據。碑為麻沙石質，殘高59厘米，寬41.5厘米，厚約7厘米，左側面有明顯的磨刀痕。地宮出土的《大唐咸通啟送岐陽真身志文碑》上有：「元魏二年，岐守拓跋育初啟塔基、肇申供養」的記載。而《大唐聖朝無憂王寺大聖真身寶塔碑銘並序》也說：「大魏二年，岐州牧小塚宰拓跋育以為事出於古，名同於今，乃削舊規，創新意，廣以台殿，高其閈閎，度僧以資之，刻石以紀之。」兩碑所記之人同為拓跋育，《碑銘序》記敍了拓跋育開啟塔基，供養佛骨一事，此碑撰立於代宗大曆十三年四月，早《志文碑》95年。可以看出《志文碑》撰刻時是依據了《碑銘序》所提供的史實，並做了擴大演繹，因而「元魏二年」即「大魏二年」（公元494年），亦可推測法門寺約建於北魏。法門寺是因舍利建塔，因塔成寺的，寺建於北魏，那麼，塔的建造年代應略早於北魏，但具體的年代還有待進一步考證。

法門寺所在的扶風縣，地處中國地形第二階梯黃土高原南緣渭河盆地中西部，位於關中西部。渭河自西向東從縣南部穿境而過，境內西有七星河，東有美陽河。考古發掘證明，扶風在新石器時代氣候溫暖，雨水充沛，林草茂密，是古人類安居生息的理想之地。扶風縣西南的姜原村，地處周原東南角，距渭河北岸約三里的第一台地上，這一區域發現了仰韶、龍山文化到周、秦、漢的文化遺存。史載這裏是母系氏族有邰部落活動區域。大約在公元前十二世紀前後的古公亶父（公劉的第九代子孫）時代，姬族定居於扶風周原。為了防備戎狄騷擾，古公在周原大興土木，築都城，謂之岐邑，其規模西到西杜城（今岐山境），東到東杜城（今扶風境），北抵岐山下，南到今法門寺，方圓約20平方公里，今法門寺是古岐邑重要的一角。古公便以周原為姬姓邦國，定國號為「周」。西周時，周原失去了都城的地位，但仍是周王朝的京畿重地，是周族的大本營，周族的宗廟、墓葬、府庫和文書資料全被安置在這裏，周原附近地區並有姬姓宗族和近臣的采邑。考古文化證明，當時岐邑規模很大，它的西北部是宮殿、宗廟區域，東南部為平民居住區和手工業作坊區，西南部是墓葬區。正因為有厚實的周文化積澱，法門寺文化才有了堅實的根基。

自漢代開通連接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貿易之路，也是連接東西方文化的大動脈。法門寺正當周原孔道，居出隴入蜀之樞紐，東西方交通之要衝，為絲綢之路必經之地，周秦文化從此發源，此地有着厚重的文化積澱。周人踞此強盛，創造了以「禮」為中心的周文化，是為後世儒家之典範，就連儒家鼻祖孔子也發出「鬱鬱乎文哉，吾從周」的感嘆。以後的中華文明，多有這一歷史時期的史影。當年天竺、西域高僧大德白馬馱經，經此無不駐足頂禮。一些重大佛事往來也皆經「扶風孔道」，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及其在中國古代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也為日後這裏安奉佛祖真身舍利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