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十公里处的法门镇。相传它建于北魏时期，是因舍利而建塔，因塔而成寺的，距今大约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自古以来，因塔内藏有释迦牟尼佛的舍利而著名。这寺发展于北魏，鼎盛于唐代，是当时佛教四大圣地（五台山、终南山、泗洲普光王寺、法门寺）之一，又被尊为皇家寺院。其时占地面积多达1,500亩，寺里僧人不下万人，建有瑰琳宫二十四院。唐代历史上曾有唐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等八位皇帝先后六次迎奉法门寺舍利入皇宫供养，并施以金、玉、锦绣、瓷器等用品来供奉。唐代末年，法门寺宝塔下用以安置佛舍利及皇室供养品的地宫封门。宋代以后，由于佛教的衰败，这里因此逐渐被人遗忘。

传说大约在周武王之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美阳村（今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毗邻为法门寺）有个叫法阿门的穷书生崇佛，设坛教化，并上书周天子弘扬佛教。周天子视为异端邪说，下令缉拿法阿门，并砍掉法阿门的双腿、双手，乃至割舌剜眼削耳。法阿门坚决护法教传的事迹传到释迦牟尼耳里，颇受感动，对阿育王留下遗嘱：“我入化后，汝将吾体断成八万四千块，一块送往东土周朝法阿门的故居，其余分送世界各地。”释迦牟尼死后，阿育王便遵嘱差鬼神，送一份舍利到法阿门住的美阳村，于是法阿门诵经坛之处耸起一座10丈高的宝塔。塔底洞穴水银铺地，金船泛其上，船内有金匣，匣内珍藏佛指舍利。为了纪念法阿门以身殉教，阿育王寺被改为法门寺。

周都岐邑一夜之间冒出佛塔以后，周王与百姓们以为是夷狄神骨的建筑，于是将其铲去，次日塔又冒了出来。再次铲去，再次冒出。如此这般铲了一茬又一茬，塔仍巍然长存。这则传说反映了法门寺塔历经劫难，但塔仍挺立，千古不灭；这也曲折反映了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坎坷道路，弘法的高僧大德们百折不挠，终于依傍国主，使佛教在中国扎根。这是西典东来并立足华夏的一段弘法史的缩影。

法门寺、塔创建于何时？较为可靠的说法是在北魏文成帝“初复佛法”之后，大约在公元五世纪中叶。法门寺现存一通四面造像碑（亦称“千佛碑”），学者们认为此碑刻于北魏，将其作为法门寺塔创建于北魏的实物证据。碑为麻沙石质，残高59厘米，宽41.5厘米，厚约7厘米，左侧面有明显的磨刀痕。地宫出土的《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上有：“元魏二年，岐守拓跋育初启塔基、肇申供养”的记载。而《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也说：“大魏二年，岐州牧小冢宰拓跋育以为事出于古，名同于今，乃削旧规，创新意，广以台殿，高其闬闳，度僧以资之，刻石以纪之。”两碑所记之人同为拓跋育，《碑铭序》记叙了拓跋育开启塔基，供养佛骨一事，此碑撰立于代宗大历十三年四月，早《志文碑》95年。可以看出《志文碑》撰刻时是依据了《碑铭序》所提供的史实，并做了扩大演绎，因而“元魏二年”即“大魏二年”（公元494年），亦可推测法门寺约建于北魏。法门寺是因舍利建塔，因塔成寺的，寺建于北魏，那么，塔的建造年代应略早于北魏，但具体的年代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法门寺所在的扶风县，地处中国地形第二阶梯黄土高原南缘渭河盆地中西部，位于关中西部。渭河自西向东从县南部穿境而过，境内西有七星河，东有美阳河。考古发掘证明，扶风在新石器时代气候温暖，雨水充沛，林草茂密，是古人类安居生息的理想之地。扶风县西南的姜原村，地处周原东南角，距渭河北岸约三里的第一台地上，这一区域发现了仰韶、龙山文化到周、秦、汉的文化遗存。史载这里是母系氏族有邰部落活动区域。大约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前后的古公亶父（公刘的第九代子孙）时代，姬族定居于扶风周原。为了防备戎狄骚扰，古公在周原大兴土木，筑都城，谓之岐邑，其规模西到西杜城（今岐山境），东到东杜城（今扶风境），北抵岐山下，南到今法门寺，方圆约20平方公里，今法门寺是古岐邑重要的一角。古公便以周原为姬姓邦国，定国号为“周”。西周时，周原失去了都城的地位，但仍是周王朝的京畿重地，是周族的大本营，周族的宗庙、墓葬、府库和文书资料全被安置在这里，周原附近地区并有姬姓宗族和近臣的采邑。考古文化证明，当时岐邑规模很大，它的西北部是宫殿、宗庙区域，东南部为平民居住区和手工业作坊区，西南部是墓葬区。正因为有厚实的周文化积淀，法门寺文化才有了坚实的根基。

自汉代开通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也是连接东西方文化的大动脉。法门寺正当周原孔道，居出陇入蜀之枢纽，东西方交通之要冲，为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周秦文化从此发源，此地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周人踞此强盛，创造了以“礼”为中心的周文化，是为后世儒家之典范，就连儒家鼻祖孔子也发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感叹。以后的中华文明，多有这一历史时期的史影。当年天竺、西域高僧大德白马驮经，经此无不驻足顶礼。一些重大佛事往来也皆经“扶风孔道”，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其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为日后这里安奉佛祖真身舍利创造了条件。